1970年5月天安门城楼重建竣工后，部分设计人员与大木作师傅留影。
到1969年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开始，杨贺林就和其他工人师傅一起，吃住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他回忆，当时所有施工人员的待遇跟平时一样，被褥铺盖都是从自家带的，但是，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满脑子就是搭席棚。
最后，他们用数根杉篙（杉树的树干砍去枝叶制成细而长的杆子）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终于，12月14日晚上，一件用杉篙和苇席“缝制”成的“大袍”，顺利地“罩”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以前搭席棚基本只用杉篙和苇席，这一次为了打牢席棚的“根基”，光是用来稳固底座的3吨重的钢锭，就用掉了20多块。
第二天，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正式开始了。不过，此时的席棚顶部还是敞开的。一些资料中所说的棚内“温暖如春”，其实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杨贺林说，12月15日动工前，只是搭成了席棚的四面“墙”，并没有封顶，“那会儿还没有水泥活儿，不怕冻，席棚主要是为了挡风。”直到城楼的木结构基本搭建完成后、泥瓦工上阵前，架子工才开始“飞檐走壁”，冒着大雪封顶。席棚四周铺设起了工人自己焊接的取暖管，停止开放的中山公园内则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这时，大棚才变成了暖意浓浓的“暖棚”。这是后话。
“暖棚”搭好了，杨贺林的工作还没有结束，他要留在工地随时观察席棚的情况并排除安全隐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天夜里刮大风，已经在中山公园躺下的杨贺林听到呼呼的北风，顿时觉得席棚够呛，马上起身赶到工地。果然，原本与地面垂直的席棚被风吹得凹进去了50多厘米！他当机立断，指挥工人拿刀子在席棚上划开了几条口子，这就相当于给风“开辟”了几条“通风小道”，又用绳子在杉篙连接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固……忙活了一晚上，看着席棚“直起了腰”，杨贺林才带着工人放心地离开。
拆楼
在杨贺林设计的“亚洲最大棚子”内，木工连的工人们需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是拆除旧城楼。
今天的建筑业中，各种机械设备轮番上阵，拆楼恐怕是最容易的一个环节。但在当年，要“原样不动，尺寸不变”地重新修建一座天安门城楼，拆楼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推倒，而是要在拆除的过程中搞清楚城楼的每个结构细节。
那个年代修建一座完整古建筑的机会太少。许多在古建行业忙活了一生的老师傅，主要的工作也就是修修补补，几乎从未有过参与乃至主持类似大工程的经验。作为负责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木结构施工的大木作，当年才44岁的孙永林面对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又庆幸又发愁：庆幸的是，机会难得；发愁的是，没有人说得清天安门城楼究竟是由多少块木料组成的，只知道城楼上的斗拱、檩、梁互相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紧扣，严丝合缝，如此庞大的木结构中，没有一颗钉子，完全依靠卯榫组合起来。
这么复杂的工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嗣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照片。最后，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就不难明白了。
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部件细心查看，逐一实测。
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叶容溪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
“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叶容溪回忆说，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头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个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粮。
闫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的所谓“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粮和朱砂，则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了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
木料
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料，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
在1968年重建天安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米，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
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容溪还被派去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箭楼时，拆出了八百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停工进行考古发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料虽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
后来施工时，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场，被改做天安门城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坐斗。
据杨贺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发现还差几百根椽子的木料。这时再从国外进口肯定来不及，还好在海南发现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天安门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运到了北京。
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坚，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
进口木料好是好，用起来却很麻烦。
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但因为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圆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甚至还会往外冒水。
这样的木料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又会把木材表面的漆顶起鼓包，造成漆皮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降低含水量？有人提出，可以在1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立纹钻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通眼，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
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一层三合板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干燥。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
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外衣才被脱下。
“天安门没小事儿”
天安门重建不仅仅是一座城楼的重建，有太多工程之外的因素、细节需要细致入微地把握。技术上的难题，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工匠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有些环节，看似细微，却需要中央定夺。
天安门城楼按照原貌重建的原则早已确定，但在细节上，“原貌重建”的分寸要具体分析把握。施工时，有人提出把城楼老檐和小檐下面的木制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使指挥部很为难，只好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作。
对于城楼上的大吻和彩画，意见更加激烈。城楼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有人认为，古建筑重建就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保持原有的龙的装饰。另一种意见则坚持，“仙人走兽”装饰和城楼上的“金龙和玺”彩画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天安门既然重建，就应该具有新的革命意义，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宝塔等取代龙。
后者的意见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却再正常不过。事实上，在1968年的档案文件中，就有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拟采用延安图案”的意见，与延安图案同时提出的，还有“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备选图形。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龙的嘛”，并在报告上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西番莲和玺”，勾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正脊两端制高点上的龙吻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西番莲和玺”彩画和檐头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还是给城楼留下了历史的特殊印记。
其实，在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天安门城楼重建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人员组成，都是极其谨慎的。用油工连连长、北京建工五建集团退休职工于祥春的一句话来说，“天安门没小事儿。”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油工连需要用一种叫做“洋绿”的颜料，国产的这种颜料颜色不够漂亮，还容易褪色，于是指挥部就给市里写报告，市里报给中央，马上就通过外贸部跟德国联系，为尽快拿到颜料，外贸部直接派人前去德国，取回了两袋颜料。从打报告开始，也就一个多星期，两三百斤“洋绿”颜料就到了施工现场。
于祥春告诉记者，当时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是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除了五建公司外，参与施工的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房修二公司的一些技术人员，以及为保证施工过程绝对安全的军人。五建公司成立了天安门重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由当时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吕德隆任总指挥，又抽调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精兵强将，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了木工连、瓦工连、架子工连、油工连、混合连等5个施工连队。他和杨贺林，都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技术精湛，因此才有资格担任油工连和架子工连的连长。而闫树军收藏的《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表》显示，就连在中山公园工作的炊事员，也得过“政审关”。
“长高”的新城楼
无论是原料，还是施工条件，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可谓困难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初竣工，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
更难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时间内，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而且按照9级抗震能力设防。除重建城楼外，还有东西卷棚和城台加高、女儿墙减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
熟悉天安门城楼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精致小巧，对称于大殿两侧，又与整个城楼融为一体。这两间小耳房实际是电梯间，西侧的电梯安装于1952年，东侧的电梯就是此次重建期间新修建的。
闫树军介绍说，整个工程涉及了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施工高峰时期有2700多人同时参与各项建设。现场施工一步紧接一步，一环紧扣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确属罕见。
重建工程竣工后，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不过，验收时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还是让指挥部吓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4月，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检测验收，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起来，现场顿时万分紧张：按照设计图，斗拱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任何金属，难道有人搞破坏？拆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一把木工扁铲被无意中遗留在了里面，真是虚惊一场。
值得一提的是，对天安门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重建后的天安门“长高”了。闫树军解释说，按照测量数据，新城楼的确比旧城楼“长高”了87厘米，但也可以说没有长高。
原来，中国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整个天安门城楼屋顶的重量都压在梁柱结构上，又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雨雪和几次地震，城楼本身已经在积年累月的压迫下变了形，从而使总体高度矮了一些。“这就好像人到了老年，会比年轻时矮几厘米一样。”他说，这次重建，其实是考虑到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规律，通过适当加大斗拱斗口的尺寸，将天安门恢复到了几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看来，就会觉得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似乎“长高”了。
1970年4月11日下午，周总理第一个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视察。于祥春至今记忆犹新，“总理从东马道登上城楼，详细听了工程情况和汇报，然后从西马道下来，还跟我们工人握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得这么好，这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确是个创举……’”几个月来一门心思都是把活儿干好的工人们，人人兴奋不已，高兴得直呼“毛主席万岁”。
后来，所有参与施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一个8开镜框的“重建纪念”，里面嵌着一幅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的彩色照片，下边是毛主席的烫金手书：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 二月四日
不到一个月后，“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一直负责城楼安全检查和维修的孙永林等人，多年来吊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而在城楼前欢呼的人群几乎无人知道，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座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城楼，不仅外表焕然一新，内里也早已脱胎换骨。
十几年后的1984年，天安门城楼再次修缮。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拍板，此次重建绘制的“西番莲和玺”彩画被改回了传统的“金龙和玺”彩画，天安门城楼的彩画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
到了1988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天安门城楼顺应民意正式对外开放。
时至今日，曾经神秘的天安门城楼，每天接待的游客都络绎不绝。而曾经被视为机密的天安门城楼重建往事，也成了当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寻常的陈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