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做好患者死亡的准备，说不好什么时候，也许一年，也许就在明天……’每个患者入住前，我都要跟家属面谈一次，有时候短到只说这三句话就够了。”翟平说，这就是“临终关怀”的特殊之处，它既是医院，也是养老院，它随时面对着死亡。
在北京东南二环护城河边上，有一所特殊的医院，医院不大，才100多张床位，但排队等着入住病房的却有2000多患者。其实，它更像一家养老院，入住的患者直到死亡也不会再离开，他们把这里当成了最后的家。
这是北京四环以内仅剩下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现场
临终病床“人满为患”
与大观园东侧一墙之隔有个大院子，从周一到周日都很冷清，要不是大门上挂着红十字牌子，人们都不知道这里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走进病房才发现，外面看似冷清的证仁医院，居然已没有一张空床位——“人满为患”了，就连楼下的一部分办公室都被腾了出来，挤满了老年患者。
早晨9点正是病房最忙的时候，查房的医生，忙碌的护士，还有照顾病人的护工守在病床边。这时，一位脑血管患者突然颅压增高，呕吐物喷在了病床上，溅了正在插胃管的护士一身。护工林珍赶忙跑过来跪在地上用毛巾把病人的脸擦干净，医生也赶过来，为病人输液救治，20分钟后，病人的情况才稳定住……
“这样的事我们司空见惯了，这里的医务人员清楚，患者和患者家属也明白。就在这几个月，已经有好几位患者离世了。”副院长翟平告诉记者，“做临终关怀，成本太高、利润太低，很多小医院都不做这种模式了。但老百姓欢迎，我们也就知足了。证仁目前是四环内惟一的一家了。”
从事10年临终关怀医疗服务的翟平分析，“临终关怀”比较特殊，患者大多是老人，90%以上平均年龄达到了70岁。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又是生活困难的家庭，而且多是脑血管后遗症患者，不仅瘫痪在床，而且多是老年痴呆。养老院不收，大医院又住不起，即使住得起，也因病床周转率等因素不能长期入住。可他们又是一个需要医疗服务的特殊群体，在家没有人能照顾。
现状
很多患者等不到住院那一天
“很多病人没有等到病床就离世了。”翟平回忆，5月11日，一位患者家属来登记后说，90岁的老父亲刚做完脑血管手术，现在病情虽然稳定，但老人需要插食管、胃管，家里没有条件，希望尽快转到证仁来。10天后，病房的一位老人走了，腾出了一张床。翟平给患者家属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对方就哭了，说老人刚刚去世。
从2014年3月至今，翟平的登记册已记录了两大本2000多名患者的信息，每翻过几页，就会发现有一两条信息后面圈注着“亡”字。他说，排队的2000多人当中，最后能住进医院的，最多不超过15%。
100张床相比2000多人的需求量，可谓一床难求。
难题
临终关怀为何“一床难求”？
翟平给这里“养老”的患者算了一笔账，包括住院、护理、饭费以及治疗费用，平均每人每月8000多元，医保部分可以报销4000多元，实际上自费部分才3000多元，这比住养老院还划算，比起大医院费用就更低了。
翟平说，春节前，一对小两口赶到医院，说70岁的老父亲几个月前突发脑溢血，光ICU病房就住了一个多月，30万元的医保额度已用完，现在自费住院一个月要几万元，家里负担太重了，希望能转到“养老院”来。但翟平告诉他们，住养老院的所有费用只能自费，加起来要万把块钱，也是不少。但小两口一商量，还是愿意让老人搬过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级医院取消住院病床，”翟平说，这本是一件好事，因为二级医院床位空闲过多，可以节省医疗资源浪费。但正是因为二级医院住院费用高于一级医院，把部分低收入患者和一些长期需要住院医治、临终医疗服务的老年群体挡在了门外。从证仁医院的患者看，绝大部分是原来陶然亭、前门、大栅栏三家一级医院的住院患者，住院价格的门槛抬高了，证仁就成了他们的选择。但小医院床位太少显然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为何不能多增加一些床位呢？翟平给医院算了一笔账，100张床位，每个患者每月平均报销4500元。一年下来540万，加上房租和医务人员的工资开销，每年1000万的保额所剩无几。医院还要适当增加员工待遇，更新设备，还要承担房租涨价带来的压力。
探索
“养老院”+“临终关怀”
翟平告诉记者，其实证仁有很多次机会转型。近十年中，来寻求合作的投资方有很多家，皮肤科、妇科、产科……无论哪种专科医院，利润都是目前的数倍。“可是看到这么多躺在病床上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看到他们家属的期待，我们都忍了下来。”
去年，面对数以千计的待入住病人，面对家属的恳求，医院最终想了一个折中办法，把一层的部分办公用房、药品仓库腾出来办了个能住60多人的“特殊养老院”，让更多患者先住到“养老院”里排队，等楼上的病床腾出来再按先后顺序住进去。“养老院”采取了包干形式，每张病床5600元，当然这笔费用里不含治疗费、护工费和餐费。即便是这样，床位也基本住满了。
现在，走进证仁就能看到一个“特殊”现象：一层是“养老院”，二层是“医院病房”；来这里的患者先住“养老院”，再过渡到“病房”。
“这种养老院+临终关怀医院的方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养结合，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作为临终关怀这种特殊的医疗体制，都希望患者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救治和照顾。但医保报销的保额限制，限定了医院的规模。”翟平说，能否适当调剂医保额度，向一级小医院倾斜，鼓励更多的小医院加入到“临终关怀”的序列中？让我们这些小医院不再用“养老院”来解燃眉之急。
故事
在医院“养老”16年
在医院里躺了16年的刘恺（化名），今年已57岁了。“我这后半辈子就在这里养老了。”刘恺对记者说。
刘恺说，17年前，他开车出了车祸，抢救了3天才醒过来，医生告诉他颈椎以下骨头全断了，能保下一条命已是奇迹。北医三院、积水潭医院，随后一年多，北京的大医院他都住遍了，但仍然改变不了瘫痪在床的命运。积蓄花光了，当年才41岁的他病退了，每月工资才几百元，妻子也因家里纠纷走了。
刘恺住进了前门医院，一住就是7年，可一级医院改社区医院以后，病房没了。正好照顾他的老护士长调到了证仁，顺便把他这个老病号也带来了。考虑到他的困难，医院给他减免了护工费。现在，刘恺一个月的退休金2000元，免去护工费，医院费用是4000元，不足的2000元由他三个姐姐为他补上。
“家里老人还健在，我是不能尽孝心了，能有这样的归宿，我已很满足。”已住了16年医院的刘恺说着低下了头。手中拿着的手机屏保上显示的是他和女儿的合影，自他车祸后，女儿一直陪伴着他……
24岁小姑娘仅住了7天
小玲（化名)13岁患脑神经纤维肿瘤，10余年来，脑部大手术7次，其他小手术做了无数次。妈妈为照顾她辞去了工作，爸爸也调离了需要高度集中精力的重要岗位。在一家人知道她生命无多时，选择了临终关怀医院，为她减轻痛苦，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小玲来到证仁医院的那天，翟平永远忘不了。翟平回忆，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小玲的爸妈带她来到了医院，当时小玲已没有听觉和视觉，人瘦得皮包骨头，长年的恶疾让她的身量比同龄人小得多。脑压增高等病痛这种常人难以承受的病痛已让小玲变得麻木。妈妈拒绝了护工的照顾，亲自住进了病房。没有听觉和视觉的小玲能感受到妈妈的呼喊，妈妈也能从她麻木的表情、细微的变化上了解女儿的想法。
小玲从住院的第一天起就放弃治疗，不吃，不喝，更拒绝用药。医生和护士想尽一切办法，为她减轻痛苦。7天后，她还是在父母和医护人员的泪水中走了。
离开医院前，小玲的爸爸告诉翟平，来医院前，就知道小玲要走了，也感觉到小玲要放弃治疗，但还是找了“临终关怀”医院，就是想让女儿的痛苦尽量少一点……
记者龙露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