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春来的很多同事已经开始驾驶新能源出租车了。虽然已经退休，但姚师傅常会回到公司和同事们聊聊天，学习新技术。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我感谢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可能现在还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这些年，家里变化非常大，小到各种电器，大到两个女儿的嫁妆，都是靠开出租赚来的。现在的我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坚持每天看新闻，我相信，祖国的明天定会越来越好！
——姚春来
当了19年“的哥”，姚春来开着他的出租车跑遍北京大街小巷，行驶2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赤道50圈！“面的”、夏利、富康、伊兰特，车换了四代，人也从40出头干到了退休。
当初，入开出租这行，姚春来是因为“眼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会儿，开出租的可是司机这行里最体面的了，算得上是高收入阶层！”在大兴区采育镇小皮营村的家里，姚春来常常跟新入行的司机回忆过去。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出租车多以丰田、皇冠等高档进口车为主，服务的多是外宾。当时出租车每公里0.8元至1.2元，普通老百姓一般打不起、也打不着车。
那时候，姚春来还是村办一家小厂的采购员，开着卡车满街跑。“大夏天，皇冠车里有空调，咱的卡车里连电扇都没有。”每次在路上与出租车并排而行，他都心生羡慕。“不过羡慕归羡慕，全北京统共才两三家出租车公司，几千辆车，门槛太高，咱根本进不去。”
转机出现在1992年，这一年起，为了解决打车困难，北京市提出“一招手能停5辆出租车”的目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出租车市场。很快，北京城出现了一道新风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种头顶“出租”字样的黄色面包车，因价廉方便、客货两宜，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面的”。
1995年秋天，42岁的姚春来下决心辞了原本的工作，考取出租汽车行业从业资格证，又拿出家里全部的4.7万元积蓄买了辆“面的”，开起了出租。
“买车的钱我用半年多时间就挣回来了。”那几年，正值出租车行业的黄金期，每月交完“份儿钱”，还能剩六七千元，收入就连白领也望尘莫及。邻居见了姚春来常常调侃：“又去马路上捡钱去了啊！”
“别看这‘面的’没空调、容易坏、坐着还不舒服，但老百姓特别喜爱它。”姚春来说，之前，市民只有在去机场、送急诊病人上医院、结婚迎亲等特殊情况下才会选择打车。可“面的”不一样，从王府井到三元桥也不过起步价10元，就是买个大件电器也能一起装车上，相比之下，高档的丰田皇冠哪有这么“宽容”？
“一天拉好几十拨客人，连饭都顾不上吃。”火爆的生意让姚春来家的条件迅速改善，添置了村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第一台DVD……
1994年，北京全市共有1400多家出租车公司，出租车达6万辆之多。市场竞争加剧，出租车抢地盘、绕路宰客、拒载、拼车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哥”的高收入光环也渐渐不再。“黄金三年”后，北京对出租车数量进行管控，此后20年间，几乎一直维持在6万多辆。
1996年至1998年，因为尾气排放不达标，“面的”逐渐退出北京出租车运营市场。仅1998年，就有1.4万辆“面的”下岗，姚春来的那辆也在其中。
随后，夏利、富康成了出租车的主力车型，这两种车姚春来总共开了8年。在此期间，北京实现了四环路和五环路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了黄村、亦庄、通州等新兴发展区。姚春来发现，长距离的活儿渐渐多了起来，几十元上百元的单子也不再新鲜。
2006年，姚春来换了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辆车——伊兰特，一直开到了2014年退休。在这8年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个夏天，作为北京的窗口行业，出租车成了京城的“移动名片”。
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游客，当时已经55岁的姚春来开始学英语，“比方外宾询问车费多少钱，就会说‘how much’，我记不住发音，就写了张‘好嘛吃’的字条贴在车门子上，提醒自己。”
“最逗的是，有一次碰上个外宾要去机场，他不会汉语，我的英语又不行，正着急呢，人家右手合拢，在小臂的带动下从低到高划出了一条弧线，嘴里还‘呜呼’一声，我就猜他准是要去坐飞机。”一路上，看着外宾不停地对着北京的高楼大厦拍照，姚春来心里充满了自豪。
2012年，临近退休的姚春来又接触到了个“新玩意儿”——打车软件。借助互联网，乘客在智能手机上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出租司机的手机上就会收到订单，躲避拥堵的路线也同时规划完毕。年近六旬的他主动找年轻同事学习如何使用软件，“‘的哥’这行业，就得紧跟时代步伐，要不然可就要被淘汰喽！”现如今，几乎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使用软件接单，乘客也无需再站在烈日下招手打车，只需点击手机，出租车司机就会按照定位开到跟前，方便快捷。
“我这19年，在出租车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姚春来说，200万公里够绕北京城多少圈自己也说不清，但市民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自己是看在眼里的，“现在大家都提倡绿色出行，您看，这路上骑共享单车的人们，多有活力呀！”
姚春来的很多同事已经开始驾驶新能源出租车了。虽然已经退休，但姚师傅常会回到公司和同事们聊聊天，学习新技术。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我感谢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可能现在还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这些年，家里变化非常大，小到各种电器，大到两个女儿的嫁妆，都是靠开出租赚来的。现在的我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坚持每天看新闻，我相信，祖国的明天定会越来越好！
——姚春来
当了19年“的哥”，姚春来开着他的出租车跑遍北京大街小巷，行驶20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赤道50圈！“面的”、夏利、富康、伊兰特，车换了四代，人也从40出头干到了退休。
当初，入开出租这行，姚春来是因为“眼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会儿，开出租的可是司机这行里最体面的了，算得上是高收入阶层！”在大兴区采育镇小皮营村的家里，姚春来常常跟新入行的司机回忆过去。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出租车多以丰田、皇冠等高档进口车为主，服务的多是外宾。当时出租车每公里0.8元至1.2元，普通老百姓一般打不起、也打不着车。
那时候，姚春来还是村办一家小厂的采购员，开着卡车满街跑。“大夏天，皇冠车里有空调，咱的卡车里连电扇都没有。”每次在路上与出租车并排而行，他都心生羡慕。“不过羡慕归羡慕，全北京统共才两三家出租车公司，几千辆车，门槛太高，咱根本进不去。”
转机出现在1992年，这一年起，为了解决打车困难，北京市提出“一招手能停5辆出租车”的目标，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出租车市场。很快，北京城出现了一道新风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种头顶“出租”字样的黄色面包车，因价廉方便、客货两宜，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面的”。
1995年秋天，42岁的姚春来下决心辞了原本的工作，考取出租汽车行业从业资格证，又拿出家里全部的4.7万元积蓄买了辆“面的”，开起了出租。
“买车的钱我用半年多时间就挣回来了。”那几年，正值出租车行业的黄金期，每月交完“份儿钱”，还能剩六七千元，收入就连白领也望尘莫及。邻居见了姚春来常常调侃：“又去马路上捡钱去了啊！”
“别看这‘面的’没空调、容易坏、坐着还不舒服，但老百姓特别喜爱它。”姚春来说，之前，市民只有在去机场、送急诊病人上医院、结婚迎亲等特殊情况下才会选择打车。可“面的”不一样，从王府井到三元桥也不过起步价10元，就是买个大件电器也能一起装车上，相比之下，高档的丰田皇冠哪有这么“宽容”？
“一天拉好几十拨客人，连饭都顾不上吃。”火爆的生意让姚春来家的条件迅速改善，添置了村里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第一台DVD……
1994年，北京全市共有1400多家出租车公司，出租车达6万辆之多。市场竞争加剧，出租车抢地盘、绕路宰客、拒载、拼车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哥”的高收入光环也渐渐不再。“黄金三年”后，北京对出租车数量进行管控，此后20年间，几乎一直维持在6万多辆。
1996年至1998年，因为尾气排放不达标，“面的”逐渐退出北京出租车运营市场。仅1998年，就有1.4万辆“面的”下岗，姚春来的那辆也在其中。
随后，夏利、富康成了出租车的主力车型，这两种车姚春来总共开了8年。在此期间，北京实现了四环路和五环路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了黄村、亦庄、通州等新兴发展区。姚春来发现，长距离的活儿渐渐多了起来，几十元上百元的单子也不再新鲜。
2006年，姚春来换了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辆车——伊兰特，一直开到了2014年退休。在这8年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个夏天，作为北京的窗口行业，出租车成了京城的“移动名片”。
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游客，当时已经55岁的姚春来开始学英语，“比方外宾询问车费多少钱，就会说‘how much’，我记不住发音，就写了张‘好嘛吃’的字条贴在车门子上，提醒自己。”
“最逗的是，有一次碰上个外宾要去机场，他不会汉语，我的英语又不行，正着急呢，人家右手合拢，在小臂的带动下从低到高划出了一条弧线，嘴里还‘呜呼’一声，我就猜他准是要去坐飞机。”一路上，看着外宾不停地对着北京的高楼大厦拍照，姚春来心里充满了自豪。
2012年，临近退休的姚春来又接触到了个“新玩意儿”——打车软件。借助互联网，乘客在智能手机上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出租司机的手机上就会收到订单，躲避拥堵的路线也同时规划完毕。年近六旬的他主动找年轻同事学习如何使用软件，“‘的哥’这行业，就得紧跟时代步伐，要不然可就要被淘汰喽！”现如今，几乎每一位出租车司机都使用软件接单，乘客也无需再站在烈日下招手打车，只需点击手机，出租车司机就会按照定位开到跟前，方便快捷。
“我这19年，在出租车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姚春来说，200万公里够绕北京城多少圈自己也说不清，但市民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自己是看在眼里的，“现在大家都提倡绿色出行，您看，这路上骑共享单车的人们，多有活力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