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如孵化鸭雏一样，须为引领潮流的新生事物创造最为适合的环境，这免不了改变调整一些不适宜的政策、产业和外部因素。任何时代，我们都得摸准改革开放的脉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布局，创造新的事业，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黄礼
北京烤鸭，吃在全聚德，养在前鲁。
顺义北小营镇前鲁各庄村的前鲁鸭场，曾因供应北京烤鸭市场80%的白条鸭而红遍京城，其创办者黄礼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之一。
黄礼与共和国同龄。1978年，村办企业前鲁鸭场正式开业，29岁的黄礼任场长，当上了“鸭司令”。
顺义前鲁当年是京郊有名的鱼米之乡，号称“北方水稻种植第一村”。鸭粪是水稻最好的肥料，为搜集鸭粪，前鲁村民不得不四处当鸭农或为鸭农打扫鸭舍换取鸭粪。
黄礼曾到农学院学过两年畜牧饲养，养鸡养鸭养猪样样在行，回村后做起了畜牧防疫员，享受工分待遇。
改革开放前夕，京郊已有人悄悄办起副业，有加工玉器的，有加工木材的，有养鸡的，也有养鸭的。黄礼琢磨着前鲁只有养鸭最好，“既能卖鸭，又能产粪，一举两得！”他的建议立马得到了村里的支持。
但当时哪能想养就养，养鸭得打申请、批指标。北京一年只计划养100万只鸭，50万只供国内市场，50万只供出口，指标早就没了。
黄礼赶紧找到农学院的老师帮忙想办法，正好养鸭技术还在探索期，老师以稻田养鸭试验的名义，把“北京养鸭学习班”选在了前鲁，帮他们争取到了5000只鸭子的饲养指标，前鲁鸭场在村口的几间小土房里诞生了，“邻村的人可羡慕了”。
鸭子还没孵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前鲁——养鸭不用批指标了，想养多少就养多少！
鸭和鸡不一样，鸭不会孵蛋，孵鸭成了大难题。黄礼四处学习，花2000元巨资买回了一台孵化器，但孵出率并不高。无奈之下，黄礼开始自己琢磨孵化器，没想到一琢磨还真成了，37.8℃的恒温孵化室让孵出率达90%以上，1980年该项发明被评为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孵鸭技术解决了，前鲁鸭场的产量节节攀升，很快达到20万只。卖鸭又成了难题。
当时全北京只有大红门有一处鸡鸭屠宰交易市场，所有鸭子都必须到那里交易，然后送到各个饭馆。好鸭一只能挣1块，残鸭赔本2块。
怎么判定好鸭残鸭？说来也好笑，标准是以鸭子从下车的地方能否走到磅秤为准，走不到的按残鸭处理。前鲁鸭从顺义长途颠簸运到大红门，残鸭率近70%！很多鸭农因赔本惨重而减产，市场上一度出现了吃烤鸭需预约的状况。
就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打破了屠宰市场一家垄断的局面，养鸭场自己可以生产白条鸭直供餐馆。这一政策成为前鲁鸭场乃至全国养殖业的转折点，鸭场进入高速发展期。
1985年，黄礼承包了村办企业前鲁鸭场，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当年产量急冲到80万只，占据北京烤鸭供应市场80%的份额。为确保市场稳定，1986年，市商务委协调前鲁鸭场与全聚德、便宜坊等成立了北京烤鸭产供销联盟。
一时之间，前鲁鸭场声名鹊起，黄礼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行业劳动模范、北京市十大先进人物、全国劳模等。1987年，他的事迹还登上了《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就连法国的议员考察团都来听他讲养鸭经。
此时，全国养鸭户也越来越多，北京烤鸭慢慢成为大众消费。从1987年开始，前鲁鸭场的年产量从100万只、150万只，一路冲到200万只，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了1996年，除了占据北京烤鸭市场供应量65%之外，还远销国内大城市，甚至出口日本。
1996年，前鲁鸭场销售额超过1亿元，随后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龙头企业，黄礼也成了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
烤鸭名声大噪的同时，北京城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调整和变化。由于水资源出现短缺，本市出台了退出种植水稻等高耗水农作物的政策。
不种水稻，意味着养鸭产业链条被掐断，原先用来肥稻田的鸭粪没了出路，反而成了负担，慢慢成了污染源，前鲁各庄村往日白鸭成群的箭杆河也日渐变黑、变臭……此后，包括前鲁鸭场在内的北京鸭产量开始逐年下滑，随着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对环境污染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2012年，前鲁鸭场关停。
时年63岁的黄礼并没有退休回家，他选择将鸭场改造成农耕文化体验园。前鲁是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村庄，眼下，用旧厂房改造的“张勘农耕博物园”已初具规模，“鸭司令”转型吃上了文化创意饭。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改革开放如孵化鸭雏一样，须为引领潮流的新生事物创造最为适合的环境，这免不了改变调整一些不适宜的政策、产业和外部因素。任何时代，我们都得摸准改革开放的脉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布局，创造新的事业，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黄礼
北京烤鸭，吃在全聚德，养在前鲁。
顺义北小营镇前鲁各庄村的前鲁鸭场，曾因供应北京烤鸭市场80%的白条鸭而红遍京城，其创办者黄礼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之一。
黄礼与共和国同龄。1978年，村办企业前鲁鸭场正式开业，29岁的黄礼任场长，当上了“鸭司令”。
顺义前鲁当年是京郊有名的鱼米之乡，号称“北方水稻种植第一村”。鸭粪是水稻最好的肥料，为搜集鸭粪，前鲁村民不得不四处当鸭农或为鸭农打扫鸭舍换取鸭粪。
黄礼曾到农学院学过两年畜牧饲养，养鸡养鸭养猪样样在行，回村后做起了畜牧防疫员，享受工分待遇。
改革开放前夕，京郊已有人悄悄办起副业，有加工玉器的，有加工木材的，有养鸡的，也有养鸭的。黄礼琢磨着前鲁只有养鸭最好，“既能卖鸭，又能产粪，一举两得！”他的建议立马得到了村里的支持。
但当时哪能想养就养，养鸭得打申请、批指标。北京一年只计划养100万只鸭，50万只供国内市场，50万只供出口，指标早就没了。
黄礼赶紧找到农学院的老师帮忙想办法，正好养鸭技术还在探索期，老师以稻田养鸭试验的名义，把“北京养鸭学习班”选在了前鲁，帮他们争取到了5000只鸭子的饲养指标，前鲁鸭场在村口的几间小土房里诞生了，“邻村的人可羡慕了”。
鸭子还没孵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前鲁——养鸭不用批指标了，想养多少就养多少！
鸭和鸡不一样，鸭不会孵蛋，孵鸭成了大难题。黄礼四处学习，花2000元巨资买回了一台孵化器，但孵出率并不高。无奈之下，黄礼开始自己琢磨孵化器，没想到一琢磨还真成了，37.8℃的恒温孵化室让孵出率达90%以上，1980年该项发明被评为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孵鸭技术解决了，前鲁鸭场的产量节节攀升，很快达到20万只。卖鸭又成了难题。
当时全北京只有大红门有一处鸡鸭屠宰交易市场，所有鸭子都必须到那里交易，然后送到各个饭馆。好鸭一只能挣1块，残鸭赔本2块。
怎么判定好鸭残鸭？说来也好笑，标准是以鸭子从下车的地方能否走到磅秤为准，走不到的按残鸭处理。前鲁鸭从顺义长途颠簸运到大红门，残鸭率近70%！很多鸭农因赔本惨重而减产，市场上一度出现了吃烤鸭需预约的状况。
就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打破了屠宰市场一家垄断的局面，养鸭场自己可以生产白条鸭直供餐馆。这一政策成为前鲁鸭场乃至全国养殖业的转折点，鸭场进入高速发展期。
1985年，黄礼承包了村办企业前鲁鸭场，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当年产量急冲到80万只，占据北京烤鸭供应市场80%的份额。为确保市场稳定，1986年，市商务委协调前鲁鸭场与全聚德、便宜坊等成立了北京烤鸭产供销联盟。
一时之间，前鲁鸭场声名鹊起，黄礼也先后被评为北京市行业劳动模范、北京市十大先进人物、全国劳模等。1987年，他的事迹还登上了《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全国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就连法国的议员考察团都来听他讲养鸭经。
此时，全国养鸭户也越来越多，北京烤鸭慢慢成为大众消费。从1987年开始，前鲁鸭场的年产量从100万只、150万只，一路冲到200万只，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了1996年，除了占据北京烤鸭市场供应量65%之外，还远销国内大城市，甚至出口日本。
1996年，前鲁鸭场销售额超过1亿元，随后被评为北京市十大龙头企业，黄礼也成了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
烤鸭名声大噪的同时，北京城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调整和变化。由于水资源出现短缺，本市出台了退出种植水稻等高耗水农作物的政策。
不种水稻，意味着养鸭产业链条被掐断，原先用来肥稻田的鸭粪没了出路，反而成了负担，慢慢成了污染源，前鲁各庄村往日白鸭成群的箭杆河也日渐变黑、变臭……此后，包括前鲁鸭场在内的北京鸭产量开始逐年下滑，随着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对环境污染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2012年，前鲁鸭场关停。
时年63岁的黄礼并没有退休回家，他选择将鸭场改造成农耕文化体验园。前鲁是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村庄，眼下，用旧厂房改造的“张勘农耕博物园”已初具规模，“鸭司令”转型吃上了文化创意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