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11日，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编号为“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的营业执照，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用毛笔填写，还贴着一张她本人的照片。摆摊做小生意的章华妹没有想到，她手中的营业执照，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彼时的北京，下海者、创业者同样跃跃欲试，前门大碗茶的创办者尹盛喜，悦宾饭馆的刘桂仙已率先迈出了一步，一个是集体经济的缩影，一个是个体经济的代表，先行先试的勇气，让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改革的基因也由他们的接班人继承下来。
前门大碗茶
“放下铁饭碗，端起泥饭碗”
现在，2分钱能买到什么？恐怕除了前门大碗茶，别无他物。“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可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它醇厚的香味儿，饱含着泪花”，这首李谷一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前门大碗茶的名字。
这碗北京人难忘、外地人惦念的大碗茶，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时针回到1979年6月，北京有40多万待业青年，国营企事业单位根本无法安排他们全部就业。尹盛喜当时是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领导交给他20名待业青年，让老尹带他们自谋出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一切都统得很死。前门虽然是商业中心，但是没有一家经营饮料的商户。来北京旅游的人没地方喝水，有人甚至拿起街上浇水的皮管子就喝。尹盛喜一琢磨，不如就开个茶摊，卖老北京传统的廉价饮料——大碗茶。
尹盛喜带领20几个小青年，置办了家伙什儿，打出“青年茶社”的招牌，自此前门箭楼西侧有了一景：一处茶棚前围满了人，桌子上的大托盘里，放着十几碗冒着热气、飘着茉莉花香的茶水，人们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钢镚儿，花上两分钱就能端走一碗大碗茶畅饮。咕咚咕咚大口喝茶的人里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尹盛喜为了经营青年茶社，辞去了公职，家里人一时间都不能理解，而且还很担心，万一尹盛喜的生意砸了，一家人的生活将陷入困境。《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生动地描述尹盛喜此举是“放下铁饭碗，端起泥饭碗”。“他回来我妈不给他开门，交学杂费的时候他也拿不出钱来。”尹盛喜的女儿尹智君回忆，“父亲开始卖大碗茶的时候，我正上小学，学校每次填表要写父亲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好意思。别人的父母都是干部、教师、工人，我爸是个卖大碗茶的，整天在街上吆喝，我觉得很不光彩。”
试水的勇气，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最终的成功。青年茶社的生意出乎意料地好，不仅解决了大家的就业问题，而且收入相当不错，当时比工厂的收入高得多。1979年底，青年茶社净赚11万元。
从青年茶社到老舍茶馆
一碗2分钱的大碗茶，卖得再火，也不可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尹盛喜从卖茶水中得到一条重要的经验，做生意要紧紧地盯住社会的需要。开副食店、开旅馆、开旅游纪念品商店，甚至还到深圳开了一家珠宝店。到1985年，“二分钱”茶水摊发展成为一家拥有两个分公司、14家门店，年营业额达到5000余万元的中型企业。
尹盛喜并没有止步于获得经济效益，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休闲娱乐流行的是歌舞厅、卡拉ok，面对传统艺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窘况，饱受京味传统文化熏陶的尹盛喜，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责任，1987年投资780万元，在前门箭楼西侧兴建5000平方米商业大楼，从中辟出700多平方米场地开办老舍茶馆，传承和展示中国灿烂悠久的民族艺术。
1992年，经历了连续三年亏损，老舍茶馆终于实现略有盈余，扩大营业面积，设立演出大厅，发展文化经济。随着百姓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提升，中国改革的巨变也吸引着外国游客前来体验。每天，茶馆内中外宾朋围坐在八仙桌前，用细瓷盖碗泡一杯茉莉花茶，尝一尝宫廷糕点，听一出京戏，充分享受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老舍茶馆的座上宾不乏外国政要。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访，一行人一边品盖碗茶，尝京味儿小吃，一边欣赏老北京传统艺术，当京剧《跳财神》的演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财富的元宝送到老布什手中时，他高兴得爱不释手。
2003年，尹盛喜去世，女儿尹智君接过了接力棒。从领位服务员做起的她，对于老舍茶馆的上上下下再熟悉不过，优势、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老舍茶馆面临转型。尹智君深知，大碗茶从无到有，靠的是改革；茶馆要想办得长久，必须还得坚持大胆改革，不断创新。她四处调研学习，不断为老舍茶馆增添新的活力。
在传统曲艺节目基础上，增加了川剧变脸、杂技、功夫秀，以及《四季北京·茶》驻场文创演出剧目；茶馆二楼盖了个传统的四合院，配上一些老物件，一座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呈现在游客面前，为茶馆赋予了更深厚的老北京传统文化血脉。
现在的老舍茶馆已发展了9家直营店，年接待中外游客40万人次，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和中外交流窗口。从青年茶社到老舍茶馆，这个蜕变的过程证明了，改革永远在路上。
悦宾饭馆
“第一个吃螃蟹”
青年茶社开张时，没有营业执照。直到1979年底，经过半年多艰难的争取和申请之后，尹盛喜终于办下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
同样为营业执照而发愁的，还有家住东城区翠花胡同的郭培基、刘桂仙夫妻俩。刘桂仙想开一家个体饭馆，但那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北京不多的餐馆都是国营，个人开饭馆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刘桂仙去工商局起照，工作人员也不知该怎么办，表示：“没有政策，没有文件，也没有先例，这个照没法办，不能开，也不敢开这个头。”但刘桂仙下定决心要开饭馆，从那开始，就天天往工商局跑，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软磨硬泡，同样的一番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一个多月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个“怪人”为了开饭馆天天往工商局跑，而刘桂仙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工商局同意她“先斩后奏”：先开饭馆，之后再发执照。
刘桂仙已经去世多年，郭培基提到当年为悦宾饭馆开业奔忙的每件事，老爷子记忆犹新。郭培基当年是北京内燃机厂的炊事员，俩人都有一手好厨艺。开饭馆的念头，一方面是政策的放开，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另一方面，是出于想解决家里5个孩子的就业，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说来现在的人可能不信，刘桂仙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人能一人盖一床被子，因为“他们穷怕了”。
拿到了临时营业执照，合法身份算是有了，还得有资金。刘桂仙去银行贷款，银行起初不同意，还是工商局的干部担保，刘桂仙贷了500元买了台掉漆的雪花牌冰箱，淘换了桌椅，置办齐全营业的家伙什儿。
这还不算完，食材可不像现在想买就买。郭培基的难题也被记者所关注，郭培基记得，有一天突然来了个人，说也准备开餐馆，想和他聊聊，当时郭培基说，没有粮油就没法开饭馆，而当时都需要凭票购买，他想开饭馆也没办法。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广播里都报道了这件事，郭培基这才知道来的人是位记者。很快，粮油供应部门就找到了郭培基，承诺他需要多少粮油，就供应多少。
最后，郭培基把家里的四间房留下两间住人，一间当餐厅，一间当厨房，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馆开始试营业。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众多记者都来采访报道，热闹过后郭培基一算账，一天的流水比他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当时可真是没想到有这么多，让我有了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当时个体经营为了避免有资产阶级之嫌，还不让雇人，郭培基夫妇和孩子、亲戚一起干，直到后来政策有变化，不到一年，郭培基一家就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万元户”了，又盘下了胡同另一处房子，开了“悦仙饭馆”，满足日益增多的食客需要。
不变的小店
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外国媒体发出“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惊呼的同时，也有声音批评悦宾饭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做私人买卖不伦不类”。郭培基没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我不是那种‘资本家’。我关心的就是怎么把工作干好，让客人们吃好，道理就这么简单。”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事关中国道路向何处去的又一重大历史关头，为全党指引了方向，也给悦宾饭馆这样的个体经营者以极大信心。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起基本框架。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就我们这个家来说，改革开放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解决了子女的就业，包括成家的问题。”郭培基老人已不再过问餐馆的经营，回到小汤山的家中休养。郭培基说，后来有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到悦宾餐厅吃过饭，来拜会这个中国个体餐饮第一家，“这一比，我们的饭馆根本不算什么，都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
如今悦宾饭馆还在东城区翠花胡同里经营，门口挂着“中国个体第一家”的招牌，吸引着各国各地的食客。走进店里，十几张朴素的桌椅，菜单上五丝桶、蒜泥肘子、面筋塌白菜这些招牌菜依然没变。如果说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可能也就是结账时可以刷微信，但柜台上的一把还在“服役”的老算盘，让时间仿佛还停留在过去。
餐厅掌柜的从当年的老板娘刘桂仙，变成了她的后人。34岁的郭诚是郭培基的长孙，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餐饮企业当店经理。刘桂仙去世后，他回到了悦宾。小时候，刘桂仙让郭诚学炒菜，他是拒绝的，“看着爷爷奶奶一天到晚在店里忙活，太累了。”三年前奶奶去世，郭诚才学会了炒菜，“因为这个饭馆，我们一家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这一辈大部分都出国留学了。老一辈干不动了，现在我得回来。”
藏身老胡同的悦宾饭馆，依旧吸引着定期光顾的老顾客，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人们从一道道不变的菜肴中，品味着改革开放的故事。
40年之后
个人开公司更容易
40年，中国人改变的不仅是对个体户的看法，而且很多人加入其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再到后来，就连个人开办公司，也早已不是难事，门槛越来越低，手续越来越简便。
今年，平谷区为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厅正式对外服务。涉企开办事项不用再分头跑、挨个办，改为“只进一门，只对一窗”，实现了“一窗受理、后台流转，一次申报、全程办结”。企业开办由过去的多个环节、20多天，压缩至现在的5天。
专厅接待了一位76岁的张书英老人，她是平谷区知名的女企业家。来办开业手续的她，非常惊讶于现在开办企业手续的简捷和方便。张书英老人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她，“您咋不提前来个电话，现在不用到现场，网上申报就行。”“你这闺女别逗我，我以前办过公司，可麻烦了，领表、填表、签字、交材料，还有取照、刻章、办税务登记，这我都懂，办个企业不容易，我岁数大腿脚不好但脑子可不糊涂！”老人显得有些愠怒。“您说的那是老黄历了，现在您只要在这一个大厅、一个窗口，就能把执照、印章、税票全办好。”
因为上了年纪，张书英眼神已经大不如前，对于网上申报有点为难。不过工作人员的答复，让她放下心来。“您别着急，我们这儿有自助服务区，有帮办人员协助您上网申报。”工作人员说，既可以采取全程电子化的方式申报，也可以根据她的需求，现场提交材料。“这惠民的好事真是一个接一个，太给力了。”张书英老人高兴地说，“回去我就赶紧让人准备材料，齐了就马上提交”。
优化营商环境 北京在行动
张书英老人所享受到的服务，是北京今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具体举措之一。今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布了首都优化营商环境的“9+N”（九项主要政策和N项配套措施）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聚焦办理施工许可、开办登记、纳税、获得电力、跨境贸易、获得信贷、登记财产等重点环节，以精简环节、精简时间、精简费用、增加透明度为重点，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努力为企业创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北京不断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为企业和社会办事大幅度精简程序环节、减少时间及费用成本，用市发改委副主任杨旭辉的话来说，就是“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这批政策集中公开向社会发布，体现了全市上下加快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新的创业者们，不用再为一纸营业执照而发愁，他们可以一心思考自己的创业项目，为自己的梦想而打拼。
记者手记
民营经济重现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尹盛喜在1986年时曾说过，他将从古老而雄伟的正阳门走向世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从青年茶社到老舍茶馆，他带领员工一起实现了这个目标。和刘桂仙一样，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高涨，中国人民充分显示了13亿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一统天下，一切带有“私”字痕迹的所有制都在消灭之列，甚至连自留地、自负盈亏、家庭副业都不允许。要极大地释放生产力，甚至解决就业、吃饭问题，仅仅靠一种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够现实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因此，不管是从解决个体的民生、吃饭问题也好，还是发展经济也罢，中国重新出现民营、私营经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合乎经济规律。
我们赞赏尹盛喜刘桂仙们试水的勇气，但他们之所以能走出这一步并取得成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没有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奋斗，换来稳稳的幸福。他们的成功，验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
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允许到允许，再到鼓励、支持，已经挺拔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支撑点。如今，我们身处新时代，中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40年前重新播下的种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回顾改革开放40年，是为了更好地走好接下来的路，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依然需要我们拥有试水的勇气。
资料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而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一，有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在2015年就超过了50％，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河南、辽宁、河北等省份的民营经济对本省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60％，甚至有的高达70％以上。
第二，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的主要税源。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伴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壮大，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很快超过了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税收主体。有数据显示，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上缴的税收占比甚至接近70％。
第三，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国际经验告诉我们，70%以上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做出的，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近年来，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百度、华为、小米、吉利等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站到了全球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第四，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有资料显示，目前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人员，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1980年12月11日，温州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局领到了编号为“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的营业执照，这张特殊的营业执照用毛笔填写，还贴着一张她本人的照片。摆摊做小生意的章华妹没有想到，她手中的营业执照，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彼时的北京，下海者、创业者同样跃跃欲试，前门大碗茶的创办者尹盛喜，悦宾饭馆的刘桂仙已率先迈出了一步，一个是集体经济的缩影，一个是个体经济的代表，先行先试的勇气，让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改革的基因也由他们的接班人继承下来。
前门大碗茶
“放下铁饭碗，端起泥饭碗”
现在，2分钱能买到什么？恐怕除了前门大碗茶，别无他物。“世上的饮料有千百种，也许它最廉价，可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它醇厚的香味儿，饱含着泪花”，这首李谷一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前门大碗茶的名字。
这碗北京人难忘、外地人惦念的大碗茶，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时针回到1979年6月，北京有40多万待业青年，国营企事业单位根本无法安排他们全部就业。尹盛喜当时是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领导交给他20名待业青年，让老尹带他们自谋出路。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一切都统得很死。前门虽然是商业中心，但是没有一家经营饮料的商户。来北京旅游的人没地方喝水，有人甚至拿起街上浇水的皮管子就喝。尹盛喜一琢磨，不如就开个茶摊，卖老北京传统的廉价饮料——大碗茶。
尹盛喜带领20几个小青年，置办了家伙什儿，打出“青年茶社”的招牌，自此前门箭楼西侧有了一景：一处茶棚前围满了人，桌子上的大托盘里，放着十几碗冒着热气、飘着茉莉花香的茶水，人们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钢镚儿，花上两分钱就能端走一碗大碗茶畅饮。咕咚咕咚大口喝茶的人里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尹盛喜为了经营青年茶社，辞去了公职，家里人一时间都不能理解，而且还很担心，万一尹盛喜的生意砸了，一家人的生活将陷入困境。《人民日报》的报道中，生动地描述尹盛喜此举是“放下铁饭碗，端起泥饭碗”。“他回来我妈不给他开门，交学杂费的时候他也拿不出钱来。”尹盛喜的女儿尹智君回忆，“父亲开始卖大碗茶的时候，我正上小学，学校每次填表要写父亲是干什么的，我都不好意思。别人的父母都是干部、教师、工人，我爸是个卖大碗茶的，整天在街上吆喝，我觉得很不光彩。”
试水的勇气，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最终的成功。青年茶社的生意出乎意料地好，不仅解决了大家的就业问题，而且收入相当不错，当时比工厂的收入高得多。1979年底，青年茶社净赚11万元。
从青年茶社到老舍茶馆
一碗2分钱的大碗茶，卖得再火，也不可能带来更大的发展。尹盛喜从卖茶水中得到一条重要的经验，做生意要紧紧地盯住社会的需要。开副食店、开旅馆、开旅游纪念品商店，甚至还到深圳开了一家珠宝店。到1985年，“二分钱”茶水摊发展成为一家拥有两个分公司、14家门店，年营业额达到5000余万元的中型企业。
尹盛喜并没有止步于获得经济效益，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休闲娱乐流行的是歌舞厅、卡拉ok，面对传统艺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窘况，饱受京味传统文化熏陶的尹盛喜，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文化传承的责任，1987年投资780万元，在前门箭楼西侧兴建5000平方米商业大楼，从中辟出700多平方米场地开办老舍茶馆，传承和展示中国灿烂悠久的民族艺术。
1992年，经历了连续三年亏损，老舍茶馆终于实现略有盈余，扩大营业面积，设立演出大厅，发展文化经济。随着百姓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提升，中国改革的巨变也吸引着外国游客前来体验。每天，茶馆内中外宾朋围坐在八仙桌前，用细瓷盖碗泡一杯茉莉花茶，尝一尝宫廷糕点，听一出京戏，充分享受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老舍茶馆的座上宾不乏外国政要。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访，一行人一边品盖碗茶，尝京味儿小吃，一边欣赏老北京传统艺术，当京剧《跳财神》的演员把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财富的元宝送到老布什手中时，他高兴得爱不释手。
2003年，尹盛喜去世，女儿尹智君接过了接力棒。从领位服务员做起的她，对于老舍茶馆的上上下下再熟悉不过，优势、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老舍茶馆面临转型。尹智君深知，大碗茶从无到有，靠的是改革；茶馆要想办得长久，必须还得坚持大胆改革，不断创新。她四处调研学习，不断为老舍茶馆增添新的活力。
在传统曲艺节目基础上，增加了川剧变脸、杂技、功夫秀，以及《四季北京·茶》驻场文创演出剧目；茶馆二楼盖了个传统的四合院，配上一些老物件，一座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呈现在游客面前，为茶馆赋予了更深厚的老北京传统文化血脉。
现在的老舍茶馆已发展了9家直营店，年接待中外游客40万人次，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和中外交流窗口。从青年茶社到老舍茶馆，这个蜕变的过程证明了，改革永远在路上。
悦宾饭馆
“第一个吃螃蟹”
青年茶社开张时，没有营业执照。直到1979年底，经过半年多艰难的争取和申请之后，尹盛喜终于办下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
同样为营业执照而发愁的，还有家住东城区翠花胡同的郭培基、刘桂仙夫妻俩。刘桂仙想开一家个体饭馆，但那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北京不多的餐馆都是国营，个人开饭馆当时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刘桂仙去工商局起照，工作人员也不知该怎么办，表示：“没有政策，没有文件，也没有先例，这个照没法办，不能开，也不敢开这个头。”但刘桂仙下定决心要开饭馆，从那开始，就天天往工商局跑，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软磨硬泡，同样的一番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一个多月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个“怪人”为了开饭馆天天往工商局跑，而刘桂仙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工商局同意她“先斩后奏”：先开饭馆，之后再发执照。
刘桂仙已经去世多年，郭培基提到当年为悦宾饭馆开业奔忙的每件事，老爷子记忆犹新。郭培基当年是北京内燃机厂的炊事员，俩人都有一手好厨艺。开饭馆的念头，一方面是政策的放开，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另一方面，是出于想解决家里5个孩子的就业，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说来现在的人可能不信，刘桂仙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人能一人盖一床被子，因为“他们穷怕了”。
拿到了临时营业执照，合法身份算是有了，还得有资金。刘桂仙去银行贷款，银行起初不同意，还是工商局的干部担保，刘桂仙贷了500元买了台掉漆的雪花牌冰箱，淘换了桌椅，置办齐全营业的家伙什儿。
这还不算完，食材可不像现在想买就买。郭培基的难题也被记者所关注，郭培基记得，有一天突然来了个人，说也准备开餐馆，想和他聊聊，当时郭培基说，没有粮油就没法开饭馆，而当时都需要凭票购买，他想开饭馆也没办法。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广播里都报道了这件事，郭培基这才知道来的人是位记者。很快，粮油供应部门就找到了郭培基，承诺他需要多少粮油，就供应多少。
最后，郭培基把家里的四间房留下两间住人，一间当餐厅，一间当厨房，1980年9月30日，悦宾饭馆开始试营业。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众多记者都来采访报道，热闹过后郭培基一算账，一天的流水比他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当时可真是没想到有这么多，让我有了继续干下去的动力。”当时个体经营为了避免有资产阶级之嫌，还不让雇人，郭培基夫妇和孩子、亲戚一起干，直到后来政策有变化，不到一年，郭培基一家就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万元户”了，又盘下了胡同另一处房子，开了“悦仙饭馆”，满足日益增多的食客需要。
不变的小店
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外国媒体发出“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惊呼的同时，也有声音批评悦宾饭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做私人买卖不伦不类”。郭培基没把这些批评放在心上，“我不是那种‘资本家’。我关心的就是怎么把工作干好，让客人们吃好，道理就这么简单。”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事关中国道路向何处去的又一重大历史关头，为全党指引了方向，也给悦宾饭馆这样的个体经营者以极大信心。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起基本框架。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就我们这个家来说，改革开放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解决了子女的就业，包括成家的问题。”郭培基老人已不再过问餐馆的经营，回到小汤山的家中休养。郭培基说，后来有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到悦宾餐厅吃过饭，来拜会这个中国个体餐饮第一家，“这一比，我们的饭馆根本不算什么，都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
如今悦宾饭馆还在东城区翠花胡同里经营，门口挂着“中国个体第一家”的招牌，吸引着各国各地的食客。走进店里，十几张朴素的桌椅，菜单上五丝桶、蒜泥肘子、面筋塌白菜这些招牌菜依然没变。如果说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可能也就是结账时可以刷微信，但柜台上的一把还在“服役”的老算盘，让时间仿佛还停留在过去。
餐厅掌柜的从当年的老板娘刘桂仙，变成了她的后人。34岁的郭诚是郭培基的长孙，大学毕业后进了一家餐饮企业当店经理。刘桂仙去世后，他回到了悦宾。小时候，刘桂仙让郭诚学炒菜，他是拒绝的，“看着爷爷奶奶一天到晚在店里忙活，太累了。”三年前奶奶去世，郭诚才学会了炒菜，“因为这个饭馆，我们一家过上了好日子，我们这一辈大部分都出国留学了。老一辈干不动了，现在我得回来。”
藏身老胡同的悦宾饭馆，依旧吸引着定期光顾的老顾客，慕名而来的外地客，人们从一道道不变的菜肴中，品味着改革开放的故事。
40年之后
个人开公司更容易
40年，中国人改变的不仅是对个体户的看法，而且很多人加入其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再到后来，就连个人开办公司，也早已不是难事，门槛越来越低，手续越来越简便。
今年，平谷区为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专厅正式对外服务。涉企开办事项不用再分头跑、挨个办，改为“只进一门，只对一窗”，实现了“一窗受理、后台流转，一次申报、全程办结”。企业开办由过去的多个环节、20多天，压缩至现在的5天。
专厅接待了一位76岁的张书英老人，她是平谷区知名的女企业家。来办开业手续的她，非常惊讶于现在开办企业手续的简捷和方便。张书英老人说明自己的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她，“您咋不提前来个电话，现在不用到现场，网上申报就行。”“你这闺女别逗我，我以前办过公司，可麻烦了，领表、填表、签字、交材料，还有取照、刻章、办税务登记，这我都懂，办个企业不容易，我岁数大腿脚不好但脑子可不糊涂！”老人显得有些愠怒。“您说的那是老黄历了，现在您只要在这一个大厅、一个窗口，就能把执照、印章、税票全办好。”
因为上了年纪，张书英眼神已经大不如前，对于网上申报有点为难。不过工作人员的答复，让她放下心来。“您别着急，我们这儿有自助服务区，有帮办人员协助您上网申报。”工作人员说，既可以采取全程电子化的方式申报，也可以根据她的需求，现场提交材料。“这惠民的好事真是一个接一个，太给力了。”张书英老人高兴地说，“回去我就赶紧让人准备材料，齐了就马上提交”。
优化营商环境 北京在行动
张书英老人所享受到的服务，是北京今年推出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具体举措之一。今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布了首都优化营商环境的“9+N”（九项主要政策和N项配套措施）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聚焦办理施工许可、开办登记、纳税、获得电力、跨境贸易、获得信贷、登记财产等重点环节，以精简环节、精简时间、精简费用、增加透明度为重点，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努力为企业创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
近年来，北京不断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为企业和社会办事大幅度精简程序环节、减少时间及费用成本，用市发改委副主任杨旭辉的话来说，就是“让企业少跑腿、好办事、不添堵”。这批政策集中公开向社会发布，体现了全市上下加快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新的创业者们，不用再为一纸营业执照而发愁，他们可以一心思考自己的创业项目，为自己的梦想而打拼。
记者手记
民营经济重现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尹盛喜在1986年时曾说过，他将从古老而雄伟的正阳门走向世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从青年茶社到老舍茶馆，他带领员工一起实现了这个目标。和刘桂仙一样，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高涨，中国人民充分显示了13亿多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和真正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一统天下，一切带有“私”字痕迹的所有制都在消灭之列，甚至连自留地、自负盈亏、家庭副业都不允许。要极大地释放生产力，甚至解决就业、吃饭问题，仅仅靠一种生产方式显然是不够现实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因此，不管是从解决个体的民生、吃饭问题也好，还是发展经济也罢，中国重新出现民营、私营经济，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合乎经济规律。
我们赞赏尹盛喜刘桂仙们试水的勇气，但他们之所以能走出这一步并取得成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没有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能够为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奋斗，换来稳稳的幸福。他们的成功，验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
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允许到允许，再到鼓励、支持，已经挺拔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支撑点。如今，我们身处新时代，中国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迈进，40年前重新播下的种子，到了收获的季节。回顾改革开放40年，是为了更好地走好接下来的路，继续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依然需要我们拥有试水的勇气。
资料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而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一，有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在2015年就超过了50％，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河南、辽宁、河北等省份的民营经济对本省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60％，甚至有的高达70％以上。
第二，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的主要税源。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伴随着民营企业的逐步壮大，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很快超过了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税收主体。有数据显示，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上缴的税收占比甚至接近70％。
第三，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国际经验告诉我们，70%以上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做出的，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近年来，包括阿里、腾讯、京东、百度、华为、小米、吉利等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站到了全球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第四，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有资料显示，目前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容纳了90％的新增就业人员，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