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龙-法晚联合报道 1982年出生的我是母亲的第六个孩子,最小的姐姐比我大四岁,正好出生于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78年。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农村的土地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些许改善,于是母亲在生下我之后得以用土鸡蛋、小米粥和红糖等将养身体,她高兴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小丫头是俺的福娃哈”!俨然,识不了几个字的母亲并不能把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改革开放”四个字联系到一起。
渐渐的我长大了,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初入学校的我对什么都充满好奇,各门功课的学习成绩都优秀,老师见了母亲免不了总要夸奖几句,于是母亲又是乐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我是她的福娃。当我升入初中的时候,村子里其他的同学就陆陆续续地辍学了,有的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考不上初中,有的是家庭条件不好付不起学费,有的是意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目光短浅地认为趁早去挣点钱比在学校里浪费时光要好。诚然,我是那个幸运的“福娃”,虽然我们家孩子多负担重,但是母亲觉得我学习好,有福气,将来必定有出息,所以再苦再累她也坚持让我上学。就在母亲被几个孩子一年几百元的学习费用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到了我们那片土地上。不但学校的老师挨家挨户劝说父母让孩子上学,就连上学的学费也都给减免了。这就解决了母亲的一大难题,于是她便乐得合不拢嘴,更加笃定我是个福娃。
中专毕业后,我有幸到北京的一所大医院实习,后来因为表现突出竟然就真真切切地留在了北京。自此以后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见人便说我是她的福娃。
在北京军队医院工作的那几年我如鱼得水,工作之余我选择了自学考试。本科的主考院校是北京大学,最后的实验课和论文答辩,我有幸进入到北京大学的校园,接受那里老师的指导。我深深被大学校园的气息吸引,那股蛰伏在我心底深处对大学校园的向往,那丝没有真正进入大学校园学习的遗憾,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拉着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我决定辞掉工作考研。
我当然知道这条路有多难,即使教育改革使上大学读研究生不再是过独木桥,但是对于缺乏高中阶段学习的我来说,这个难度也是可想而知了。接下来的一年,走过酷暑熬过严冬,永远忘不了2009年的9月,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走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里,看见绿树成荫,看见夏花如烟,看见笑脸璀璨,而我的眼里却泪花点点。
在北京除了学习和工作,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生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房子了。工作之初,周围的领导同事都在等着单位分房,于是乎你会发现,比我年长许多的同事或领导也就心甘情愿地挤在几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等着单位分更大点的房子。然而,我知道我是赶不上的,于是和刚刚新婚的爱人东拼西凑地花十几万首付买了四环外的一处9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周围的同事说我是疯了,花这么多钱在远得他们都懒得去的地方买房子,我知道他们现在肯定夸我当初的明智。其实,我也算不上明智,只是我看清了改革的方向,企业改革甚至是住房改革,无非是要打破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束缚。而在住房上也要打破原来论资排辈等房子的现象,减轻企业负担,更多地交给市场。
白驹过隙,蓦然回首已过而立之年。有幸于我的成长有“改革开放”一路相伴,感恩于我匆匆的几十年交付给这样的好时光。感慨于在强大的祖国怀抱里我真真是母亲的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