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他这40年,和时代搅得太紧了

2018-12-21 08:39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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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缀,因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龄,因为他一直保持年轻活力。他用文字、行动和声音,深入参与到一个国家40年的发展进程中,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有人说我是传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儿太多了。我想说,这一切都源于我和时代搅得太紧了。”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冯骥才如此盘点他这40年。

冯骥才,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前缀,因为他的身份太多;也不宜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年龄,因为他一直保持年轻活力。他用文字、行动和声音,深入参与到一个国家40年的发展进程中,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变迁。“有人说我是传奇式的人物,做的事儿太多了。我想说,这一切都源于我和时代搅得太紧了。”近日,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冯骥才如此盘点他这40年。

一笔稿费和一次作品争议

■他花了20分钟讲小说,茅盾拍板这部小说能出

40年前,冯骥才没有想到自己成为“文革”后首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那笔稿费是3300元。1978年春节前,邮局工作人员惊讶的目光,还有春节喜庆的鞭炮,汇成他难忘的时代记忆。

这笔稿费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发表于1977年年底,稿费是在1978年春节前领取的。冯骥才记得自己到邮局取汇款时,工作人员一见汇款单上的金额,立刻奔到了里面的大屋,那些戴袖套的工作人员“呼啦”一下全站了起来,就像迎接大人物一样,投来惊奇的目光。

拿着稿费,冯骥才给他的邻居们精心准备了礼物,每人一份好吃的,还有一份鞭炮。唐山大地震中,冯骥才的家震塌了,一家人从洞里爬出来,随后的几年一直借住在朋友家。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他和朋友、邻居们一起迎来了意义非凡的1978年的春节。“那一年的春节过得特别丰实。”冯骥才回忆。

1978年的春天,虫子在土地里打滚,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冯骥才说,“春天的水,不是从什么地方流来的,而是从大地里鼓涨起来的。”文学的春天也来了,那一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相继问世,“伤痕”文学开始出现,而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也成为其中重要的代表作。

1978年,冯骥才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创伤》,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出版,但名字和《伤痕》太接近,于是改名为《铺花的歧路》。因为这部小说否定“文革”,出版社内部对是否出版存有争论。这年年底,《铺花的歧路》《大墙下的红玉兰》《生活的路》三部作品研讨会在和平宾馆召开,茅盾也被请了过来。冯骥才记得,茅盾老先生说,请这部书的作者上来讲一讲。冯骥才当时三十多岁,紧张得要命,面对台下的文艺界大家,他花费20分钟,一口气将小说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茅盾肯定了这部书稿,出版社决定出版。书稿后来还在《收获》上发表,巴金先生也给予了肯定。

时至上世纪80年代,冯骥才的创作力呈喷发之势,《神鞭》《三寸金莲》等又开文化反思小说先河,这些作品选取“小脚”“辫子”“八卦”这类封建传统文化象征物为意象,审视、剖析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因素,历史观照进了现实。

回望过往,冯骥才感慨道,上世纪80年代是充满了温暖回忆的年代。他每天早上开信箱,会自带洗脸盆,信箱一打开,信件“哗啦”一声掉入脸盆。“我虽然看不见自己的读者,但是会觉得自己和读者融在了一起。”他说,记得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雕花烟斗》这批作品的时候,很多来信的纸页粘在一起,读者写信的时候一边流泪一边写,是泪水使信纸粘连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简直不能搞签名。”冯骥才记得有一次,他和蒋子龙在天津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读者人潮涌动,把书店柜台都挤散了。主办方只好将活动改至楼上,他与蒋子龙一人一屋,各签各的。“为什么读者那么信任作家,因为他们觉得作家是人民的代言人。”冯骥才说,改革开放初期,特别呼吁作家的良心、作家的职责,“那个时代的作家,是把良心放在笔里。”

一次卖画和一次文化行动

■他站在展厅拍了一张照,和心爱的画作做最后的告别

2007年6月,冯骥才公益画展在苏州美术馆举办,那次展览冯骥才把自己两年来创作的心爱画作都卖了,筹得资金380万元。这并不是冯骥才第一次卖画。早在2004年,他就在北京、天津义卖书画,筹集了100多万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为宗旨的私募基金会。而更早的时候,他曾卖掉画作,抢救了家乡的贺秘监祠。

在苏州卖掉的画作中,《心中十二月》系列是冯骥才的挚爱,他从一月画到十二月,每一幅画作都有题记。他原本不想卖掉这组画,但无奈基金会还差钱,最终只得以出画册的形式,和《心中十二月》说“再见”。

冯骥才不会忘记,展览落幕那天,画作都有了买主,展厅里静极了,他让摄影师摁下快门,给他拍摄了一张照片:他站在展厅中央,身后就是那些心爱的画作,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要和它们分手了。“和书不同,画的原作卖出去了,就永远看不见了。画没有了,我有点伤感。”

对于冯骥才而言,那些年,他不仅要和画作告别,更要和自己最爱的小说创作告别。“过去的二十年,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是文化遗产抢救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冯骥才说,他从未因此后悔过。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来临,冯骥才发现,当人们乐呵呵地迎接美好新生活的时候,却忽略了文化传统,我们民族应有的价值观和文化DNA在逐渐消失。“当社会迷茫的时候,作家应该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作家应该给生活一点梦想。”时隔多年后,回首那个年代,冯骥才依然感情激荡。

“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的链条里,首先是文化先觉,他首先要感受到文化的痛点,他要先叫喊出来,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才能引起城市管理者的关注,进而影响国家的一些文化策略。”冯骥才的文化先觉先是在家乡生发。1992年3月,他回老家宁波办画展,当地政府说月湖边上的贺秘监祠,是为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政府计划改造好就交给文联,同时许诺,如果他能修缮,房子就给他,修缮费用约20万元。“当时如果没有那20万块钱,这房子可能就拆了,我就把我展览中6尺对开的大画拿出五幅卖了。”冯骥才终于筹到20万块钱,修缮好了祠堂,也交给了宁波文联。

如果说贺秘监祠的抢救是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的萌芽,他对天津老城的抢救,则是他的第一次文化行动,他此后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基调也得以形成。1994年,冯骥才由媒体得知天津老城将被彻底改造,老房老屋将拆除净尽。他说,自己的大量小说和散文都来自老城,书里的人物都是在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怎么能接受心爱的老城毁灭。在他的组织下,一支几十人的“杂牌军”成立了,天津史专家、建筑师、文化与民俗学者,还有摄影家通力合作,只为留下一个老城。通过“杂牌军”的努力,留下了老城的影像资料,出了《旧城遗韵》图集。更重要的是,在冯骥才的极力呼吁下,老城鼓楼中心城区和东门内大街原生态地保留了下来,杨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仓门口教堂等重要的历史建筑免遭拆除。

“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过去的20年,冯骥才四处奔走呼吁,带头深入近30个省进行田野调查,普查中国民间文化的家底。他也是最先倡议设立国家文化遗产日,提议立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人。在盘点他的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时,《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中国唐卡文化档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中国民间剪纸集成》等大部头出版物蔚为壮观,而他组织收集的20亿字口头文学资料,更被誉为民间文学的一套“四库全书”。

从1990年到2013年,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冯骥才做了23年,时至今日他还在继续奔走。爱直言的冯骥才毫不客气地说,他对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并不满意,他还要写信给相关领导,一直呼吁下去。

一次偶然创作和一次获奖感言

■他靠在床头上,偶然写下一千多字,小说写作满血复活

今年9月,冯骥才和他的小伙伴们到张掖开会。一个下午,他因膝盖不好没去马蹄寺,留在了宾馆。让他未曾料到的是,一部新长篇小说却因此有了神奇的开始。

“有的时候我也会过过小说瘾,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也特别享受。我不写小说是有失落感的,我只要有时间,只要我写,就用全部生命去写。”尽管如此,冯骥才说,过去的二十年,他和读者疏远了,他更多是和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跟古村落的老百姓在一起。

但张掖的那个下午却非同寻常,冯骥才在宾馆里毫无阻碍地写下一千多字后,到底没有刹住,两个半月后一部长篇竟已完成。这部新长篇到底写的是什么,冯骥才没有剧透,但他说,“我很多近些年的生活经历和对人的感受,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一下子就被点燃了。”这次神奇的体验,也让他想到周恩来总理说过的那句话,“灵感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因为年轻时当过篮球运动员,进入2014年后,冯骥才的膝盖渐渐不好,爬高不行,走疙疙瘩瘩的路也很吃力。于是近些年,他在书斋里待得多了,但他的文学思维也因此复活。“我写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时,有一天写了三个短篇。”满血复活式的写作,让他更加坚信,生活里有意识寻找来的,并非文学创作需要的生活,生活都是不知不觉积累下来的,只要有感受力,有文学接收频道,就会获得大量信息,就会一下子找到突破口。

今年8月,76岁的冯骥才先生因《俗世奇人》(足本)获得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在发表获奖感言的那一刻,他想到了冰心老人,后者也曾在和他差不多的年龄获过奖。他说,“文学奖其实是属于年轻人的,我这个年纪获奖,对我是一种鼓励和安慰,而另一方面也感觉跟读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时代在变迁,拿着洗脸盆接读者来信的时代不会再来,但市场销量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作家的影响力,《俗世奇人》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两种版本,这两个版本迄今销量已达350万册。

冯骥才坦言,他这一代作家很幸运,因为他们能直接跟“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接上气,那一代知识分子做民族脊梁的精神被传承了下来,“我从冰心身上获得了什么,那就是大儒、大智、大仁、大爱。”

2017年12月,冯骥才卸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在欢送会上,他好像在为自己一生做着总结,“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一个是文化理想,一个是家国情怀。”在他看来,所谓“文化理想”,就是所有做文化工作的,要让社会更文明,一个社会高度文明了,这个社会才是进步的、和谐的、美好的。而“家国情怀”是知识分子抛不掉的传统。这40年来,他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化遗产保护,又从文化遗产保护再回归文学创作,印证了这八个字。

“有一天我爱人跟我说到一件事,我说,等我老了以后再思考,我爱人回了我一句,你还不够老啊!”冯骥才哈哈笑着说,他现在正心血来潮整理起家中画室,想明年春节再重画《心中十二月》。

结束语

从今年7月至12月,北京日报“印迹”栏目起于盛夏止于寒冬,今天,我们就要和“印迹”告别了。

过去的五个多月里,我们随着一串串“印迹”,结识了歌唱家李谷一、作家刘心武、画家王明明、风雷京剧团团长松岩、电视剧导演郑晓龙、国内小剧场开拓者傅维伯、影视导演杨亚洲、戏剧导演林兆华、博纳影业总裁于冬、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歌唱家迪里拜尔、慈文传媒董事长马中骏、文化官员张和平,还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77、78级作曲系。40年,风雨兼程,正是他们带我们读懂了改革开放40年的文化传承、文化坚守、文艺创新和勇敢探索,他们的追忆、反思和探究,记录了40年来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也注定会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

责任编辑:安勇(QN0005)  作者: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