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专业知识，不必担心租房，不用费心经营，一切均由公司统一代运营管理，加盟商只要投资就能在家安心收钱……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加盟商任筱、袁达等6人就是本着这种心理，与北京家有儿女水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家有儿女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与代运营合同，在北京各地开设了多家婴幼儿水育馆。可还没等回本，公司就卷钱跑路了，任筱、袁达等人也因此背负起了巨额的债务，甚至还被多名孩子家长告上了法庭。
织网
投资“代运营式”水育馆
最多一个季度分红7万元
40多岁的任筱是两家“家有儿女水育馆”的加盟商，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加盟之前，她也是家有儿女公司的一家分店的会员，“当时我和朋友的孩子都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早教课，加盟水育馆的事就是从孩子的早教老师嘴里听说的。不仅是我，大部分加盟商起初都是家有儿女的会员。”
“当时正流行婴幼儿水育。”任筱回忆称，在一次课外闲聊中，家有儿女公司的员工向她介绍，整个婴幼儿水育前景大好，公司也正有开拓领域市场的意愿，到处在招商。加盟商除了店铺租赁、设备等前期投入买单外，不用参与任何经营方面的事，一切都有公司提供专业的人进行经营和管理，而且以后按季度分红，每个季度就能获取利润的35%，还保证如果收入不好，每年还会有15万的保底费。因为建店后的所有运营费都要由公司担负，所以每个季度都要多拿出20%的季度储备金给公司，在下个季度才会返还。
任筱告诉记者，除了两个孩子，家里还有老人，她没太多心思可以放在工作上，当时认为如果投资后什么都不用管，而且每个月还有钱拿，对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再加上我家老二从5个月大时就在那儿上早教课了，我很信任他们，于是就加入了。”
任筱和朋友凑够了70万，合伙投资了北京第一家以加盟商代运营形式存在的“家有儿女水育馆”，她还按照公司的要求，以自己的名字独立注册了一个营业执照。“虽然营业执照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店头、设备、财务、包括老师都是家有儿女的。”因为不能参与经营，任筱每天都在加盟系统上查看自己的流水，称最多一次分红，一个季度给了7万多。见挣了钱，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在2016年背着家人卖掉了位于马家堡的一套房子，用其中的68万投资了这家涉案的水育馆。
陷阱
借故停止分红并扩大招商
事发后加盟者成了责任人
2017年1月，“公司把上一年20%季度储备金发了，然后以整改、融资为由，停止了分红。”任筱说，但公司招商始终没停止过，因此当时根本没觉得公司遇到了财务危机。到了2018年三四月份，家有儿女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招商，原先的加盟商“禁令”逐渐形同虚设，放宽了很多之前的合作方式，公司开始允许个别加盟商参与经营、收银，公司只提供水育员老师，后来公司甚至向一些加盟商许诺，先给钱后协商模式。“不过这些都是在闭店以后和其他加盟商聊天时候听说的。”
任筱说，闭店之后很多员工还向她讨要工资，她才知道原来家有儿女公司一直用她的账户为员工发放工资。据她回忆，那张发工资的卡是家有儿女公司在2017年底要求自己办的，称是为了避税。而在员工工资停发后不久，家有儿女公司给任筱打来了一个电话，大致意思是“因为财务问题，家有儿女所有店面都要关停，加盟商不愿意关店也可以自己选择接手经营。”任筱也是等到会员上门找上自己维权时，才知道自己被别人认定成了涉案家有儿女门店的实际经营人。
任筱在家有儿女不缴房租之后也联系不上家有儿女的人，她决定自己撑一撑，于是垫付了员工的工资和每个月6万块钱的运营费，但最后实在支持不下去，为了及时止损，在去年10月28日选择闭店，只接手了王府井一家水育馆。
现在王府井这家水育馆里，300多名会员大部分都是以前家有儿女的会员。任筱表示，关于涉案那家店，是因为她此前关于加盟知识太淡薄了，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如今和家有儿女的合同丢了，她还是水育馆的法定代表人，该怎么赔偿会员都是她应该做的，她之后可能会选择起诉家有儿女公司，为自己维权。
难友
称被“营造”成实际经营人
15万保底费仅拿到4万多
除了任筱这两家店之外，北京还有多家家有儿女婴幼儿水育体验店在短时间内陆续闭店，除了导致多位孩子家长的钱退不回来，也让多名加盟商“哭诉”是和任筱一样被“营造”成了实际经营人，草桥分店的加盟商袁达便是其中之一，即使未独立注册营业执照，还是因为一条停业公告，被家有儿女公司点名为“实际经营人”。
据袁达介绍，在2016年6月，他投资了100多万，和家有儿女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和一份代运营协议，全权委托其代运营“家有儿女草桥店”。
袁达说，包括营业执照的注册，他都交给公司一名姓李的经理代办，但和任筱他们不同，没有以他的名字独立注册营业执照，而是注册了一家分店的负责人，之后除了按要求将一张建行卡给他们进行“避税转账”外，公司没再进行干预。第一年，因为公司营业额不好，他只拿到了15万保底费，后来公司又告诉他草桥店经营遇到了难处，以需要钱进行下一季度的店铺建设为由，要将这15万要回去，保证之后会再返还，“我有点疑惑，只给了10.8万元。”
“我们店营业额好像一直不是特别好。”袁达曾经在系统里看过营业额，印象里销量最多的一次就是2017年双十一促销，营业额将近10多万，但此后他再也没有关注店内的状况。直到有一天接到了商场的电话，对方称由于店铺拖欠租金，找不到与商场签合同的家有儿女公司老总谢兴，只能由袁达做一个闭店证明。让袁达没想到的是，做了证明之后，紧接着他就收到了家有儿女公司的公告，称“该店的主体权、财产权和运营权都归属于投资人袁达，且该店所有会员收入均归袁达所有，通过多次沟通，是因为袁达单方面闭店。”然后还留下了袁达的联系方式，接着各类维权也就接踵而至。
相比任筱和袁达两个名副其实的开店加盟商，还有几个人刚交了定金店还没开，就发现东家公司已经跑路了。去年刚刚拿到天津户口的赵盼在天津买了房。本打算二次创业，他也看中了水育馆这个行业，于是在多方参考下，联系到了家有儿女公司，在2018年5月30日和公司签订了一份“加盟意向书”，约定由家有儿女公司负责招聘和提供器材，并替赵盼去约谈天津保利门店的租金，经营方面由赵盼全权处理。之后赵盼还叫上了朋友准备一起在天津开店，谁知刚交付了2万元定金，一个月之后，就和家有儿女公司失去了联系。
家长
闭店前还在大量招会员
课时费都打给了“谢兴”
宝妈仇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当时婴幼儿游泳曾风靡北京，很多人都认为游泳有助于婴幼儿脑部和肢体发育，她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在2016年预付了6000多元，办了一张50多节课的卡，“办卡时钱都汇到家有儿女原法定代表人谢兴的账户上，合同开头是家有儿女的标识，但公章却是任筱名下公司的。”仇女士说，她最后一次带着孩子去正巧是闭店的那一天。不过，在此之前，店铺还在招收会员，谁也没想到突然会关门。
仇女士称，当时没觉得合同署名有太大问题，认为在家有儿女店内签订，就应该没问题，没想到如今却成了大问题。经过了几次维权，任筱终于出面了，她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是协调其他家有儿女店，将水育课程兑换成健脑课程，但是很多家长不同意，于是就将她告上了法庭。
另一位宝妈金女士也表示，去年元旦时，她在草桥店为女儿办过一张卡，当时她的孩子还小，对游泳很抗拒，“有些店家对于试游这件事很斤斤计较，即使没下水也要收半价的钱，而这家店长看我们家孩子有些哭闹，试游就没收钱。”自己就花了3780元左右办了一张33次的游泳卡，想等着天气暖和了就带孩子去游泳，结果到了7月份，她突然接到一个商城的短信称投资人由于个人原因单方面解除和家有儿女总公司的合同，选择闭店。而当时自己还有28次课没使用。后来经过了多次协商无果，金女士等消费者选择了报案。
这家家有儿女水育馆的投资人正是袁达，“我们知道袁达根本没有参与经营，而且我们办卡时扫码支付的钱，都是直接给了一个叫谢兴的个人账户。”金女士称，同样是在闭店前，草桥店也在大量招收会员，另一名邱女士也表示就在2018年6月份，她刚刚为孩子预付了一万多元，同样也是支付给了谢兴。
店员
搞“大促”是总公司决策
投资人并未参与到经营中
家有儿女公司的一位水育老师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是去年初在涉案水育馆入职的，她证实，分店里所有的促销活动都是由总公司决策的，在闭店前两个月，公司借世界杯由头，一直在做促销，鼓励宝爸宝妈消耗卡内的课时，虽然力度比平时大，但是反响并不是太好。而对于促销工作，一直是店长和店促在做，她们每个月都会定目标，完成了会给提成。不过，去年6月份后，她们就没再发工资，“当时店长找了公司几次，也没有解决，在之后我们干脆找任筱去了，因为公司一直在用她的卡给我们发工资”。
曾经在家有儿女水育馆某分店做店长的孙女士表示，自从2016年建店到关闭，她一直在店内担任店长，每个促销活动，力度都是由家有儿女公司直接制定的。
据她了解，她们店投资人也确实没有参与到经营中去。据她回忆，在家有儿女公司工作这两年中，公司的管理制度，经营模式一直在变化，结果到了2018年，整体情况都不太好了，还经常拖欠工资。“就在公司跑路的前两个月，还要求我们店里做大力的促销活动。”孙女士告诉记者，店长的绩效和营业额直接挂钩，虽然平时也有营业额的要求，但是那两个月突然提高了，到现在，家有儿女公司仍拖欠员工们2018年6月和7月的工资。
庭审
消费者、加盟商与总公司
三方形成两波诉讼都喊冤
由于家有儿女公司负责人跑路，64名消费者最终选择了走法律途径维权。他们把任筱告上了法庭，并追加为其提供经营场所的商城为被告，要求退还预付款并赔偿。
3月14日，这是任筱第四次因为水育馆的事坐在法庭里。房山法院开庭合并审理了涉及11名消费者的案件，这些消费者预付费用在5000到1万元不等，庭审中坐在原被告席都在诉苦喊冤。
原告代理律师认为，水育馆在未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擅自闭店，任筱作为水育馆的法定代表人，应该赔偿消费者损失，并与水育馆承担连带责任；而商城作为租赁方，在早已知涉案店面拖欠租金的情况下未提前通知消费者或及时制止其经营，未尽到审查义务，故商城也应担负赔偿责任。最后，这起诉讼因未查明实际经营者而未当庭宣布落判。
3月15日上午，袁达等人在丰台法院起诉家有儿女公司和谢兴，要求其解除代运营合同，归还加盟费并赔偿经营损失的庭审中，谢兴个人的代理律师表示，不同意赔偿袁达等人的保底，他认为保底合同本身无效，且加盟商自己也存在过错。
北青报记者随后尝试联系了家有儿女公司现在的负责人，均未接通或停机。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发现，截至目前，家有儿女公司已经有11次股权变更记录，于2018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由谢兴变更为了刘某，同日，家有儿女公司原先的5位自然人股东同时退出，刘某成为新增自然人股东。
此外，在裁判文书网站记者发现，在2019年1月17日，一份丰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北京家有儿女水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被强制执行，但并无可执行财产。但记者仍在全球加盟网等加盟网站上看到家有儿女公司投放的招商广告，随后拨通了加盟电话，接线员表示目前仍处于和家有儿女公司的品牌招商加盟合作阶段。（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无需专业知识，不必担心租房，不用费心经营，一切均由公司统一代运营管理，加盟商只要投资就能在家安心收钱……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加盟商任筱、袁达等6人就是本着这种心理，与北京家有儿女水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家有儿女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与代运营合同，在北京各地开设了多家婴幼儿水育馆。可还没等回本，公司就卷钱跑路了，任筱、袁达等人也因此背负起了巨额的债务，甚至还被多名孩子家长告上了法庭。
织网
投资“代运营式”水育馆
最多一个季度分红7万元
40多岁的任筱是两家“家有儿女水育馆”的加盟商，同样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加盟之前，她也是家有儿女公司的一家分店的会员，“当时我和朋友的孩子都参加了他们的一个早教课，加盟水育馆的事就是从孩子的早教老师嘴里听说的。不仅是我，大部分加盟商起初都是家有儿女的会员。”
“当时正流行婴幼儿水育。”任筱回忆称，在一次课外闲聊中，家有儿女公司的员工向她介绍，整个婴幼儿水育前景大好，公司也正有开拓领域市场的意愿，到处在招商。加盟商除了店铺租赁、设备等前期投入买单外，不用参与任何经营方面的事，一切都有公司提供专业的人进行经营和管理，而且以后按季度分红，每个季度就能获取利润的35%，还保证如果收入不好，每年还会有15万的保底费。因为建店后的所有运营费都要由公司担负，所以每个季度都要多拿出20%的季度储备金给公司，在下个季度才会返还。
任筱告诉记者，除了两个孩子，家里还有老人，她没太多心思可以放在工作上，当时认为如果投资后什么都不用管，而且每个月还有钱拿，对自己来说是件好事。“再加上我家老二从5个月大时就在那儿上早教课了，我很信任他们，于是就加入了。”
任筱和朋友凑够了70万，合伙投资了北京第一家以加盟商代运营形式存在的“家有儿女水育馆”，她还按照公司的要求，以自己的名字独立注册了一个营业执照。“虽然营业执照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店头、设备、财务、包括老师都是家有儿女的。”因为不能参与经营，任筱每天都在加盟系统上查看自己的流水，称最多一次分红，一个季度给了7万多。见挣了钱，她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在2016年背着家人卖掉了位于马家堡的一套房子，用其中的68万投资了这家涉案的水育馆。
陷阱
借故停止分红并扩大招商
事发后加盟者成了责任人
2017年1月，“公司把上一年20%季度储备金发了，然后以整改、融资为由，停止了分红。”任筱说，但公司招商始终没停止过，因此当时根本没觉得公司遇到了财务危机。到了2018年三四月份，家有儿女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招商，原先的加盟商“禁令”逐渐形同虚设，放宽了很多之前的合作方式，公司开始允许个别加盟商参与经营、收银，公司只提供水育员老师，后来公司甚至向一些加盟商许诺，先给钱后协商模式。“不过这些都是在闭店以后和其他加盟商聊天时候听说的。”
任筱说，闭店之后很多员工还向她讨要工资，她才知道原来家有儿女公司一直用她的账户为员工发放工资。据她回忆，那张发工资的卡是家有儿女公司在2017年底要求自己办的，称是为了避税。而在员工工资停发后不久，家有儿女公司给任筱打来了一个电话，大致意思是“因为财务问题，家有儿女所有店面都要关停，加盟商不愿意关店也可以自己选择接手经营。”任筱也是等到会员上门找上自己维权时，才知道自己被别人认定成了涉案家有儿女门店的实际经营人。
任筱在家有儿女不缴房租之后也联系不上家有儿女的人，她决定自己撑一撑，于是垫付了员工的工资和每个月6万块钱的运营费，但最后实在支持不下去，为了及时止损，在去年10月28日选择闭店，只接手了王府井一家水育馆。
现在王府井这家水育馆里，300多名会员大部分都是以前家有儿女的会员。任筱表示，关于涉案那家店，是因为她此前关于加盟知识太淡薄了，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如今和家有儿女的合同丢了，她还是水育馆的法定代表人，该怎么赔偿会员都是她应该做的，她之后可能会选择起诉家有儿女公司，为自己维权。
难友
称被“营造”成实际经营人
15万保底费仅拿到4万多
除了任筱这两家店之外，北京还有多家家有儿女婴幼儿水育体验店在短时间内陆续闭店，除了导致多位孩子家长的钱退不回来，也让多名加盟商“哭诉”是和任筱一样被“营造”成了实际经营人，草桥分店的加盟商袁达便是其中之一，即使未独立注册营业执照，还是因为一条停业公告，被家有儿女公司点名为“实际经营人”。
据袁达介绍，在2016年6月，他投资了100多万，和家有儿女签订了一份合作经营协议和一份代运营协议，全权委托其代运营“家有儿女草桥店”。
袁达说，包括营业执照的注册，他都交给公司一名姓李的经理代办，但和任筱他们不同，没有以他的名字独立注册营业执照，而是注册了一家分店的负责人，之后除了按要求将一张建行卡给他们进行“避税转账”外，公司没再进行干预。第一年，因为公司营业额不好，他只拿到了15万保底费，后来公司又告诉他草桥店经营遇到了难处，以需要钱进行下一季度的店铺建设为由，要将这15万要回去，保证之后会再返还，“我有点疑惑，只给了10.8万元。”
“我们店营业额好像一直不是特别好。”袁达曾经在系统里看过营业额，印象里销量最多的一次就是2017年双十一促销，营业额将近10多万，但此后他再也没有关注店内的状况。直到有一天接到了商场的电话，对方称由于店铺拖欠租金，找不到与商场签合同的家有儿女公司老总谢兴，只能由袁达做一个闭店证明。让袁达没想到的是，做了证明之后，紧接着他就收到了家有儿女公司的公告，称“该店的主体权、财产权和运营权都归属于投资人袁达，且该店所有会员收入均归袁达所有，通过多次沟通，是因为袁达单方面闭店。”然后还留下了袁达的联系方式，接着各类维权也就接踵而至。
相比任筱和袁达两个名副其实的开店加盟商，还有几个人刚交了定金店还没开，就发现东家公司已经跑路了。去年刚刚拿到天津户口的赵盼在天津买了房。本打算二次创业，他也看中了水育馆这个行业，于是在多方参考下，联系到了家有儿女公司，在2018年5月30日和公司签订了一份“加盟意向书”，约定由家有儿女公司负责招聘和提供器材，并替赵盼去约谈天津保利门店的租金，经营方面由赵盼全权处理。之后赵盼还叫上了朋友准备一起在天津开店，谁知刚交付了2万元定金，一个月之后，就和家有儿女公司失去了联系。
家长
闭店前还在大量招会员
课时费都打给了“谢兴”
宝妈仇女士告诉北青报记者，当时婴幼儿游泳曾风靡北京，很多人都认为游泳有助于婴幼儿脑部和肢体发育，她也是基于这个考虑，在2016年预付了6000多元，办了一张50多节课的卡，“办卡时钱都汇到家有儿女原法定代表人谢兴的账户上，合同开头是家有儿女的标识，但公章却是任筱名下公司的。”仇女士说，她最后一次带着孩子去正巧是闭店的那一天。不过，在此之前，店铺还在招收会员，谁也没想到突然会关门。
仇女士称，当时没觉得合同署名有太大问题，认为在家有儿女店内签订，就应该没问题，没想到如今却成了大问题。经过了几次维权，任筱终于出面了，她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是协调其他家有儿女店，将水育课程兑换成健脑课程，但是很多家长不同意，于是就将她告上了法庭。
另一位宝妈金女士也表示，去年元旦时，她在草桥店为女儿办过一张卡，当时她的孩子还小，对游泳很抗拒，“有些店家对于试游这件事很斤斤计较，即使没下水也要收半价的钱，而这家店长看我们家孩子有些哭闹，试游就没收钱。”自己就花了3780元左右办了一张33次的游泳卡，想等着天气暖和了就带孩子去游泳，结果到了7月份，她突然接到一个商城的短信称投资人由于个人原因单方面解除和家有儿女总公司的合同，选择闭店。而当时自己还有28次课没使用。后来经过了多次协商无果，金女士等消费者选择了报案。
这家家有儿女水育馆的投资人正是袁达，“我们知道袁达根本没有参与经营，而且我们办卡时扫码支付的钱，都是直接给了一个叫谢兴的个人账户。”金女士称，同样是在闭店前，草桥店也在大量招收会员，另一名邱女士也表示就在2018年6月份，她刚刚为孩子预付了一万多元，同样也是支付给了谢兴。
店员
搞“大促”是总公司决策
投资人并未参与到经营中
家有儿女公司的一位水育老师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是去年初在涉案水育馆入职的，她证实，分店里所有的促销活动都是由总公司决策的，在闭店前两个月，公司借世界杯由头，一直在做促销，鼓励宝爸宝妈消耗卡内的课时，虽然力度比平时大，但是反响并不是太好。而对于促销工作，一直是店长和店促在做，她们每个月都会定目标，完成了会给提成。不过，去年6月份后，她们就没再发工资，“当时店长找了公司几次，也没有解决，在之后我们干脆找任筱去了，因为公司一直在用她的卡给我们发工资”。
曾经在家有儿女水育馆某分店做店长的孙女士表示，自从2016年建店到关闭，她一直在店内担任店长，每个促销活动，力度都是由家有儿女公司直接制定的。
据她了解，她们店投资人也确实没有参与到经营中去。据她回忆，在家有儿女公司工作这两年中，公司的管理制度，经营模式一直在变化，结果到了2018年，整体情况都不太好了，还经常拖欠工资。“就在公司跑路的前两个月，还要求我们店里做大力的促销活动。”孙女士告诉记者，店长的绩效和营业额直接挂钩，虽然平时也有营业额的要求，但是那两个月突然提高了，到现在，家有儿女公司仍拖欠员工们2018年6月和7月的工资。
庭审
消费者、加盟商与总公司
三方形成两波诉讼都喊冤
由于家有儿女公司负责人跑路，64名消费者最终选择了走法律途径维权。他们把任筱告上了法庭，并追加为其提供经营场所的商城为被告，要求退还预付款并赔偿。
3月14日，这是任筱第四次因为水育馆的事坐在法庭里。房山法院开庭合并审理了涉及11名消费者的案件，这些消费者预付费用在5000到1万元不等，庭审中坐在原被告席都在诉苦喊冤。
原告代理律师认为，水育馆在未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擅自闭店，任筱作为水育馆的法定代表人，应该赔偿消费者损失，并与水育馆承担连带责任；而商城作为租赁方，在早已知涉案店面拖欠租金的情况下未提前通知消费者或及时制止其经营，未尽到审查义务，故商城也应担负赔偿责任。最后，这起诉讼因未查明实际经营者而未当庭宣布落判。
3月15日上午，袁达等人在丰台法院起诉家有儿女公司和谢兴，要求其解除代运营合同，归还加盟费并赔偿经营损失的庭审中，谢兴个人的代理律师表示，不同意赔偿袁达等人的保底，他认为保底合同本身无效，且加盟商自己也存在过错。
北青报记者随后尝试联系了家有儿女公司现在的负责人，均未接通或停机。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发现，截至目前，家有儿女公司已经有11次股权变更记录，于2018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由谢兴变更为了刘某，同日，家有儿女公司原先的5位自然人股东同时退出，刘某成为新增自然人股东。
此外，在裁判文书网站记者发现，在2019年1月17日，一份丰台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北京家有儿女水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被强制执行，但并无可执行财产。但记者仍在全球加盟网等加盟网站上看到家有儿女公司投放的招商广告，随后拨通了加盟电话，接线员表示目前仍处于和家有儿女公司的品牌招商加盟合作阶段。（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