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对于个体而言，每位老人都有份难以忘怀的“独家记忆”。在北京朝外街道，通过老人口述、志愿者记录写作，23名老人拥有了自己的“回忆录”。
橙色封面、装帧简约的近200页“回忆录”，浓缩了一位老人的“历史”，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为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志愿者中有学生，有企业员工，也有退休老师。被记录的书中主人公有抗美援朝文艺兵，有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也有走过平凡之路的普通百姓。
“名人与精英的回忆录有人写了，但平凡人的一生对自己和家人也是珍贵的回忆，值得被记录。”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刘昕如是说。
缘由
老人爱忆“峥嵘岁月”
7年前，76岁的桑伯华突然想写点什么，家谱也好，回忆录也好，把这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眼前的事儿容易忘，但陈年的记忆就像带着雪花点的老胶片电影，总在眼前闪现。”趁着记忆还清晰，她拿了一个小本子，想起什么就记下来。“写完之后怎么办呢？装订成合订本？”她问外孙，孩子鼓励她，“等您写完，我给您打印张彩色封面”。
作为朝外街道的志愿组织，爱行志愿者团队领队于辉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无论入室陪护还是去敬老院，老人们聊天时总爱念叨老故事，回忆“峥嵘岁月”。有的老人想把经历出成书，但精力不济，希望志愿者帮忙将回忆一段段整理出来。
朝外街道不乏有故事的老人。今年83岁的廉宇声老人一生跌宕起伏，从小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母亲四处逃亡。此后他就读于艺文中学，开国大典时站在学生方队中，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从北大毕业后，他成长为高级工程师，还被派往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近20年，老人和癌症抗争，也担任朝外老年英语班的负责人。
鉴于此，朝阳区朝外街道与志愿者团队启动了“为老年人撰写回忆录”项目，并招募培训志愿者。回忆录的主人由街道和社区推选，思路和表达清晰、有故事愿意倾诉的老年人，成了合适的对象。
项目志愿者中有学生，有企业老板，也有退休老师，而被记录的老人有抗美援朝文艺兵，有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也有走过平凡之路的普通百姓。
招募
老中青搭配须有耐心和责任心
谁来为老人记录“峥嵘岁月”？项目负责人于辉说，招募志愿者时，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对近代历史有一定了解、个人时间宽裕等只是“充分条件”，有耐心和责任心则是“必要条件”。
他解释说，去养老院服务，只需要一次，但到家里走访老人、撰写回忆录是个漫长的过程。从初次沟通到最终出书，一年半载是常事儿。项目要求志愿者至少能坚持服务半年，每月至少走访老人两次。“到了老人家，和老人聊几句合张照就走了，那样可不行。”
回忆录需要生动的笔触，但志愿者不能过分添枝加叶，不能编故事。他们所记录的故事必须符合当时的年代特征。于辉说，去走访的志愿者小组通常由三人以上组成，尽量做到老中青搭配、新人和熟手搭配，年长志愿者和老人有共同语言，年轻人能为老人带去新鲜话题，给予精神陪伴。志愿者根据自身特长分工合作，承担了采访、录入、整理等工作。
写作
查阅资料帮老人回忆点滴细节
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志愿者很快发现，有的老人记忆可能出现偏差，有的老人“车轱辘话”反复说。老人的日记、当年的工作汇报等，也成了志愿者的素材。
吴老有段参加“抗美援朝”的传奇经历，但是人上了岁数，回忆往昔时经常“断片儿”，零散琐碎的口述记录很难串起来。“老人说当时报名参军后，坐着铁皮闷罐火车就上了战场。细心的志愿者却发现，在几张照片中，她的军装和背景有些许不同。”当时参与活动的社区工作人员贾旭东说，在一本合集资料书的插页上，志愿者还发现了吴老在东北的照片，梳着两条漂亮的长辫子，穿着黑皮鞋。
“照片在哪里照的？去战场之前还是之后？”志愿者一点点帮老人回忆、核对细节，老人逐渐把时间线“捋顺”了：她报名参军后，先是去了河南集结，又到了本溪，和宣传队其他文艺兵一起学习表演和歌舞。那张照片，就是宣传队员在东北的留念照片。
老人还回忆了很多生动的细节，出发前，年轻的队员们还没有见识过战场的残酷，她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在部队里，吴老第一次能吃饱穿暖，享受集体成员的关爱……“这些温暖细节的挖掘，与老人初到战场听到枪炮声的忐忑，形成了情感变化的对比。”贾旭东说。
核实
凡涉及重要事件信息都要纠正偏差
志愿者刘昕今年68岁，退休前是党校教师。包括自己的母亲在内，她为六位老人撰写过回忆录。刘昕喜欢写作，也熟悉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在电梯间看到招募志愿者广告后，立马就报了名。
“刘昕写书是一把好手，我无论说到哪段，她都能明白。她写出来的，跟我想的一样。”桑伯华说，电视剧《打狗棍》热播时，看到日本人挑断主人公脚筋，她就想起父亲类似的经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人坐父亲拉的车不给钱，父亲理论时被关进小黑屋，站起来一人高的大狼狗把父亲的双腿都咬烂了。这段被刘昕采访写在回忆录中，看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刘昕学过心理学，这对采访和撰写回忆录有很大助益。“写作时，我站在老人的角度想问题，揣摩他们的感受，有共情、共鸣在其中。”为了体会老飞行员贺继尧当年的超低空飞行，她特意登上了景山公园的小山头，体会从100米、50米往下看的感受。“这些心理描写都得到了老人的认可，他说是自己心里有但说不出来的感受，被我写出来了”。
教过党史的刘昕挺“较真儿”，凡是老人讲述时涉及的重要事件时间、经过、背景，她都要从书籍和网上查找核实，纠正老人记忆上的偏差。
谈及经验，刘昕说，回忆录主人公都是年迈之人，记忆、知识上都有不足，提问时不能泛泛地问，他们不好回答。“我常常分解问题，越细越好，启发他们回忆。当时的记录会很乱，我回来归纳写草稿，一动笔会发现有许多漏洞。我就整理好问题，再次提问。”她写完打印出来给老人审阅，根据他们的要求再修改，有时一个章节会改五六遍。
每次临到截稿，刘昕都会问一问老人，回顾这一生，他们可有后悔或者遗憾之事，她觉得这样才算完整。“老人们普遍说没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们也会珍藏在心中”。
成书
老人可免费获得25本回忆录馈赠亲友
在市面上，代写回忆录并排版出版，价格要上万元。在朝外街道参与项目的老年人，可以免费得到25本回忆录。回忆录格式统一，是橙色封面的平装书，以“第一人称”叙述。插页有老人精选的30张各时期照片，尾页是志愿者的感受和对老人的祝福。
“我的书已经送光了，除了亲朋好友，我还送给了我的校友们。他们觉得回忆录写得好，展示了北大人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我曾就读的化学系里还专门为我加印了回忆录。”被校友点赞的回忆录，让廉宇声颇为自豪。
翻阅着自己的回忆录，桑伯华也觉得旧时光又鲜活起来。她苦难的童年、她和爱人老高甜蜜的婚礼、二人晚年游历过的山水和她退休后潜心修习的画作，在文字和影像中一一呈现。“现在偶尔有不如意、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翻翻回忆录，感觉和过去相比，现下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也就都看开了”。
当然，遗憾也在所难免。于辉在第一期审稿时发现，一位杨姓老人只叙述了工作，没提家庭的事儿。他找到老人反复沟通，说这样写出来不丰富、不完整，但老人坚持突出工作就行，家里的事儿没什么可写的。等书出版了，朋友反馈，说老杨这书里怎么没有生活，这哪儿叫回忆录，看起来单调，没有个人色彩。老人后悔了，给于辉打电话，说当时没考虑清楚。
在采访、写稿过程中，有两位参与项目的老人离世，没来得及讲完这一生。“第一期一共有5位老人，当年正写着，一位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老人一走，很多故事就没人知道了。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帮老人留下回忆的意义。整理好的材料，我们会交给老人的子女。”于辉说，目前六期项目已经接近尾声，已经有23位老人拥有了自己的回忆录，还有两位老人的回忆录正在印刷。
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对于个体而言，每位老人都有份难以忘怀的“独家记忆”。在北京朝外街道，通过老人口述、志愿者记录写作，23名老人拥有了自己的“回忆录”。
橙色封面、装帧简约的近200页“回忆录”，浓缩了一位老人的“历史”，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为老人撰写回忆录的志愿者中有学生，有企业员工，也有退休老师。被记录的书中主人公有抗美援朝文艺兵，有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也有走过平凡之路的普通百姓。
“名人与精英的回忆录有人写了，但平凡人的一生对自己和家人也是珍贵的回忆，值得被记录。”参与项目的志愿者刘昕如是说。
缘由
老人爱忆“峥嵘岁月”
7年前，76岁的桑伯华突然想写点什么，家谱也好，回忆录也好，把这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眼前的事儿容易忘，但陈年的记忆就像带着雪花点的老胶片电影，总在眼前闪现。”趁着记忆还清晰，她拿了一个小本子，想起什么就记下来。“写完之后怎么办呢？装订成合订本？”她问外孙，孩子鼓励她，“等您写完，我给您打印张彩色封面”。
作为朝外街道的志愿组织，爱行志愿者团队领队于辉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无论入室陪护还是去敬老院，老人们聊天时总爱念叨老故事，回忆“峥嵘岁月”。有的老人想把经历出成书，但精力不济，希望志愿者帮忙将回忆一段段整理出来。
朝外街道不乏有故事的老人。今年83岁的廉宇声老人一生跌宕起伏，从小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母亲四处逃亡。此后他就读于艺文中学，开国大典时站在学生方队中，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从北大毕业后，他成长为高级工程师，还被派往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近20年，老人和癌症抗争，也担任朝外老年英语班的负责人。
鉴于此，朝阳区朝外街道与志愿者团队启动了“为老年人撰写回忆录”项目，并招募培训志愿者。回忆录的主人由街道和社区推选，思路和表达清晰、有故事愿意倾诉的老年人，成了合适的对象。
项目志愿者中有学生，有企业老板，也有退休老师，而被记录的老人有抗美援朝文艺兵，有翱翔蓝天的飞行员，也有走过平凡之路的普通百姓。
招募
老中青搭配须有耐心和责任心
谁来为老人记录“峥嵘岁月”？项目负责人于辉说，招募志愿者时，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对近代历史有一定了解、个人时间宽裕等只是“充分条件”，有耐心和责任心则是“必要条件”。
他解释说，去养老院服务，只需要一次，但到家里走访老人、撰写回忆录是个漫长的过程。从初次沟通到最终出书，一年半载是常事儿。项目要求志愿者至少能坚持服务半年，每月至少走访老人两次。“到了老人家，和老人聊几句合张照就走了，那样可不行。”
回忆录需要生动的笔触，但志愿者不能过分添枝加叶，不能编故事。他们所记录的故事必须符合当时的年代特征。于辉说，去走访的志愿者小组通常由三人以上组成，尽量做到老中青搭配、新人和熟手搭配，年长志愿者和老人有共同语言，年轻人能为老人带去新鲜话题，给予精神陪伴。志愿者根据自身特长分工合作，承担了采访、录入、整理等工作。
写作
查阅资料帮老人回忆点滴细节
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想象中顺利。志愿者很快发现，有的老人记忆可能出现偏差，有的老人“车轱辘话”反复说。老人的日记、当年的工作汇报等，也成了志愿者的素材。
吴老有段参加“抗美援朝”的传奇经历，但是人上了岁数，回忆往昔时经常“断片儿”，零散琐碎的口述记录很难串起来。“老人说当时报名参军后，坐着铁皮闷罐火车就上了战场。细心的志愿者却发现，在几张照片中，她的军装和背景有些许不同。”当时参与活动的社区工作人员贾旭东说，在一本合集资料书的插页上，志愿者还发现了吴老在东北的照片，梳着两条漂亮的长辫子，穿着黑皮鞋。
“照片在哪里照的？去战场之前还是之后？”志愿者一点点帮老人回忆、核对细节，老人逐渐把时间线“捋顺”了：她报名参军后，先是去了河南集结，又到了本溪，和宣传队其他文艺兵一起学习表演和歌舞。那张照片，就是宣传队员在东北的留念照片。
老人还回忆了很多生动的细节，出发前，年轻的队员们还没有见识过战场的残酷，她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在部队里，吴老第一次能吃饱穿暖，享受集体成员的关爱……“这些温暖细节的挖掘，与老人初到战场听到枪炮声的忐忑，形成了情感变化的对比。”贾旭东说。
核实
凡涉及重要事件信息都要纠正偏差
志愿者刘昕今年68岁，退休前是党校教师。包括自己的母亲在内，她为六位老人撰写过回忆录。刘昕喜欢写作，也熟悉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在电梯间看到招募志愿者广告后，立马就报了名。
“刘昕写书是一把好手，我无论说到哪段，她都能明白。她写出来的，跟我想的一样。”桑伯华说，电视剧《打狗棍》热播时，看到日本人挑断主人公脚筋，她就想起父亲类似的经历。“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人坐父亲拉的车不给钱，父亲理论时被关进小黑屋，站起来一人高的大狼狗把父亲的双腿都咬烂了。这段被刘昕采访写在回忆录中，看得我眼泪都掉下来了”。
刘昕学过心理学，这对采访和撰写回忆录有很大助益。“写作时，我站在老人的角度想问题，揣摩他们的感受，有共情、共鸣在其中。”为了体会老飞行员贺继尧当年的超低空飞行，她特意登上了景山公园的小山头，体会从100米、50米往下看的感受。“这些心理描写都得到了老人的认可，他说是自己心里有但说不出来的感受，被我写出来了”。
教过党史的刘昕挺“较真儿”，凡是老人讲述时涉及的重要事件时间、经过、背景，她都要从书籍和网上查找核实，纠正老人记忆上的偏差。
谈及经验，刘昕说，回忆录主人公都是年迈之人，记忆、知识上都有不足，提问时不能泛泛地问，他们不好回答。“我常常分解问题，越细越好，启发他们回忆。当时的记录会很乱，我回来归纳写草稿，一动笔会发现有许多漏洞。我就整理好问题，再次提问。”她写完打印出来给老人审阅，根据他们的要求再修改，有时一个章节会改五六遍。
每次临到截稿，刘昕都会问一问老人，回顾这一生，他们可有后悔或者遗憾之事，她觉得这样才算完整。“老人们普遍说没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他们也会珍藏在心中”。
成书
老人可免费获得25本回忆录馈赠亲友
在市面上，代写回忆录并排版出版，价格要上万元。在朝外街道参与项目的老年人，可以免费得到25本回忆录。回忆录格式统一，是橙色封面的平装书，以“第一人称”叙述。插页有老人精选的30张各时期照片，尾页是志愿者的感受和对老人的祝福。
“我的书已经送光了，除了亲朋好友，我还送给了我的校友们。他们觉得回忆录写得好，展示了北大人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我曾就读的化学系里还专门为我加印了回忆录。”被校友点赞的回忆录，让廉宇声颇为自豪。
翻阅着自己的回忆录，桑伯华也觉得旧时光又鲜活起来。她苦难的童年、她和爱人老高甜蜜的婚礼、二人晚年游历过的山水和她退休后潜心修习的画作，在文字和影像中一一呈现。“现在偶尔有不如意、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翻翻回忆录，感觉和过去相比，现下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也就都看开了”。
当然，遗憾也在所难免。于辉在第一期审稿时发现，一位杨姓老人只叙述了工作，没提家庭的事儿。他找到老人反复沟通，说这样写出来不丰富、不完整，但老人坚持突出工作就行，家里的事儿没什么可写的。等书出版了，朋友反馈，说老杨这书里怎么没有生活，这哪儿叫回忆录，看起来单调，没有个人色彩。老人后悔了，给于辉打电话，说当时没考虑清楚。
在采访、写稿过程中，有两位参与项目的老人离世，没来得及讲完这一生。“第一期一共有5位老人，当年正写着，一位老人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老人一走，很多故事就没人知道了。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帮老人留下回忆的意义。整理好的材料，我们会交给老人的子女。”于辉说，目前六期项目已经接近尾声，已经有23位老人拥有了自己的回忆录，还有两位老人的回忆录正在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