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本报记者 刘畅
“1922年夏，父亲为了替乡亲们向奸商追讨回杏仁钱，从田庄追到天津，又到了南京，而后两年杳无音信。1924年，父亲回到家里站在母亲面前，母亲问他‘你是人是鬼’……”追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父亲的事迹，已过耄耋之年的崔阳春不禁落泪。
崔阳春口中的“父亲”，名叫崔显芳，这是一个被镌刻在京西大地上、被所有后人叫得铿锵响亮的名字。他是门头沟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京西山区第一位播火者，创建了京西山区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宛平县委，他用自己无私无畏的奋斗与牺牲，让星星之火在京西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在他的教育及影响下，他的儿女以及一代代后人前赴后继“跟党走”，让门头沟的革命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任重道远返故里
永定河畔播火种
根据崔阳春的回忆，没有归家的那两年，父亲自己写状纸、打官司，追回了杏仁全部货款，“这件事让父亲深感没有文化就会被人欺负，所以他没有返回家乡，从南京追回钱款后毅然到上海求学，至此走上了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回乡后，崔显芳在京西大地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崔阳春如数家珍：
“父亲在上海求学期间入党后，于1924年返回家乡，背负着共产主义理想，开始利用写春联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进步书籍，开启民智；他出资将家中两间房辟为教室，创办田庄完全小学，除了启蒙教育之外，亲自讲授《呐喊》《彷徨》《共产党宣言》，传授革命思想；1928年，父亲资助地下党员路费，发展地下党员；1932年9月，创立了中共田庄高小支部，这是京西山区最早的党支部，同年还创办了中共宛平临时县委；1933年春，中共宛平县委正式成立，这是门头沟地区党的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而后办学屡遭反动政府的破坏，父亲又办起了‘一元春’药铺，以行医为名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193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崔显芳组织田庄高小60多名师生和农会会员组成百十人的游行队伍，手举火把、打着横幅，边走边高呼“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反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放眼望去，夜色中的深山峡谷，游行队伍组成了一条壮观的“火龙”，这就是由崔显芳发起的在京西革命历史上有名的“提灯会”。
发动群众抗捐税
燎原之火不可挡
“父亲的一生始终把劳苦大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为民解忧解难的角度出发的。”崔阳春说，父亲的所有事迹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发动群众抗捐税，以及解救矿工的英勇作为。“那是个大旱之年，农民生活极为困苦，但当局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发动农民组成请愿团，数百人开进青白口分驻所，要求免除苛捐杂税……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伙人再也不敢来收税，并称‘北沟人（田庄一带）不好惹。”崔阳春回忆道。
抗捐税斗争的第二年，崔显芳变卖自家耕地组织了反对“关门锅伙”的斗争，拯救了200多名矿工。当时，田庄附近长沟峪一名国民党人开办了一个煤矿，想出“关门锅伙”的名堂，工人来矿未上工前，可先借贷20块大洋，利息三分，月底还不清，下月本息为26元，且规定矿工须在其锅伙内吃饭，饭费昂贵，工人的工资扣除饭费所剩无几，根本无法偿还借款及利息。矿主利用这套办法将矿工牢牢地困在矿内。
“父亲了解到此情后，自己出资写状纸告状，官司打了一年多，最后法院判决矿工还清20元借债后可以出矿。”崔阳春回忆说，“但矿工根本无法还清20元借债，于是父亲又带头卖掉自家四亩良田，发动党员和群众资助，替工人们还了债。解救出的矿工中，有人追随父亲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和父亲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
这段革命历程给家乡人民留下的深远影响，在崔阳春成长的岁月中得到了印证。1952年，崔阳春在斋堂师范中学班学习期间，一位叔叔知道他是崔显芳的三子特别兴奋，原来他就是当年被救出来的矿工之一。“要不是崔显芳捐钱、打官司救我们，早就死在矿里了。”这位叔叔对崔阳春说，并叮嘱他“好好学习，做你父亲那样的人”。
永远“跟党走”
革命精神永相传
崔阳春不仅没有辜负老矿工的叮嘱，带着左上肢的残疾（14岁时被地雷所炸），他从小就发奋读书，而且深受父亲和兄长们的影响报考了法学专业，并在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而后又做了十多年的律师工作。工作期间，为民追贷款、起诉、应诉，足迹遍布二十多个省市区、无数个乡村；为慕名而来的数十村的门头沟父老乡亲免费做法律咨询，一些民事案件复杂繁琐，费时、费力，他也自掏腰包取证调查、无怨无悔。
回忆起成长之路，崔阳春尤为记得年幼时期父亲牺牲后，家境极为困窘，两位大哥均在外参加革命，他曾经想过弃读陪在母亲身旁，却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你父亲在世曾经说过，要想尽办法让你们多读书，要受革命教育，要立志成长。”崔阳春说，当年父亲留下的“跟党走”的遗嘱，更是令他终生难忘。
“1934年，父亲被敌人抓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始终不泄露任何党组织情况，第二年保外就医，抬到家没几天就含恨离世。父亲临终前已不能言语，他用手势将大哥二哥叫到跟前，用手指在儿子手中比划着‘跟党走’。”崔阳春回忆说，父亲崔显芳这一句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遗嘱”，成了他们整个家族的座右铭。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崔显芳的儿子和家侄8人中，除幼子崔阳春于1962年入党外，全部都在抗日战争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斗争，有的成为抗日英烈，儿媳、侄媳中也有数人加入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崔家一门共有四位革命烈士，除崔显芳之外，崔一春不惧敌人活埋威胁，从容赴死；崔克勤为掩护群众只身引开敌人，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16岁；崔锦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执行一次紧急任务时不幸牺牲。
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不仅凝聚着崔氏后人，也影响着田庄父老乡亲，照亮了京西山区一代代接班人的心。现如今在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庄村，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崔显芳烈士纪念馆和故居、雁翅镇烈士纪念碑、崔显芳烈士纪念碑，作为“跟党走”的教育基地，已成为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示范基地。崔显芳的三个字遗嘱“跟党走”，成为这里最耀眼的高频词汇。
由于行动不便，近年来崔阳春已经很少回家乡。去年，为解老人相思之苦，子女带他回去了一次。当走到门头沟山边时，时年86岁的崔阳春潸然泪下：“太行山的山，永定河的水。这一山一水的背后，承载着太多的故事。人要忠心，火要空心，这是父亲给我一生的昭示。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京西革命精神永相传。”
摄影/本报记者 刘畅
“1922年夏，父亲为了替乡亲们向奸商追讨回杏仁钱，从田庄追到天津，又到了南京，而后两年杳无音信。1924年，父亲回到家里站在母亲面前，母亲问他‘你是人是鬼’……”追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父亲的事迹，已过耄耋之年的崔阳春不禁落泪。
崔阳春口中的“父亲”，名叫崔显芳，这是一个被镌刻在京西大地上、被所有后人叫得铿锵响亮的名字。他是门头沟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也是京西山区第一位播火者，创建了京西山区第一个党支部、第一个宛平县委，他用自己无私无畏的奋斗与牺牲，让星星之火在京西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在他的教育及影响下，他的儿女以及一代代后人前赴后继“跟党走”，让门头沟的革命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任重道远返故里
永定河畔播火种
根据崔阳春的回忆，没有归家的那两年，父亲自己写状纸、打官司，追回了杏仁全部货款，“这件事让父亲深感没有文化就会被人欺负，所以他没有返回家乡，从南京追回钱款后毅然到上海求学，至此走上了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回乡后，崔显芳在京西大地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崔阳春如数家珍：
“父亲在上海求学期间入党后，于1924年返回家乡，背负着共产主义理想，开始利用写春联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进步书籍，开启民智；他出资将家中两间房辟为教室，创办田庄完全小学，除了启蒙教育之外，亲自讲授《呐喊》《彷徨》《共产党宣言》，传授革命思想；1928年，父亲资助地下党员路费，发展地下党员；1932年9月，创立了中共田庄高小支部，这是京西山区最早的党支部，同年还创办了中共宛平临时县委；1933年春，中共宛平县委正式成立，这是门头沟地区党的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而后办学屡遭反动政府的破坏，父亲又办起了‘一元春’药铺，以行医为名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193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崔显芳组织田庄高小60多名师生和农会会员组成百十人的游行队伍，手举火把、打着横幅，边走边高呼“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反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放眼望去，夜色中的深山峡谷，游行队伍组成了一条壮观的“火龙”，这就是由崔显芳发起的在京西革命历史上有名的“提灯会”。
发动群众抗捐税
燎原之火不可挡
“父亲的一生始终把劳苦大众的疾苦放在心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从为民解忧解难的角度出发的。”崔阳春说，父亲的所有事迹中，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发动群众抗捐税，以及解救矿工的英勇作为。“那是个大旱之年，农民生活极为困苦，但当局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发动农民组成请愿团，数百人开进青白口分驻所，要求免除苛捐杂税……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伙人再也不敢来收税，并称‘北沟人（田庄一带）不好惹。”崔阳春回忆道。
抗捐税斗争的第二年，崔显芳变卖自家耕地组织了反对“关门锅伙”的斗争，拯救了200多名矿工。当时，田庄附近长沟峪一名国民党人开办了一个煤矿，想出“关门锅伙”的名堂，工人来矿未上工前，可先借贷20块大洋，利息三分，月底还不清，下月本息为26元，且规定矿工须在其锅伙内吃饭，饭费昂贵，工人的工资扣除饭费所剩无几，根本无法偿还借款及利息。矿主利用这套办法将矿工牢牢地困在矿内。
“父亲了解到此情后，自己出资写状纸告状，官司打了一年多，最后法院判决矿工还清20元借债后可以出矿。”崔阳春回忆说，“但矿工根本无法还清20元借债，于是父亲又带头卖掉自家四亩良田，发动党员和群众资助，替工人们还了债。解救出的矿工中，有人追随父亲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和父亲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
这段革命历程给家乡人民留下的深远影响，在崔阳春成长的岁月中得到了印证。1952年，崔阳春在斋堂师范中学班学习期间，一位叔叔知道他是崔显芳的三子特别兴奋，原来他就是当年被救出来的矿工之一。“要不是崔显芳捐钱、打官司救我们，早就死在矿里了。”这位叔叔对崔阳春说，并叮嘱他“好好学习，做你父亲那样的人”。
永远“跟党走”
革命精神永相传
崔阳春不仅没有辜负老矿工的叮嘱，带着左上肢的残疾（14岁时被地雷所炸），他从小就发奋读书，而且深受父亲和兄长们的影响报考了法学专业，并在上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检察官，而后又做了十多年的律师工作。工作期间，为民追贷款、起诉、应诉，足迹遍布二十多个省市区、无数个乡村；为慕名而来的数十村的门头沟父老乡亲免费做法律咨询，一些民事案件复杂繁琐，费时、费力，他也自掏腰包取证调查、无怨无悔。
回忆起成长之路，崔阳春尤为记得年幼时期父亲牺牲后，家境极为困窘，两位大哥均在外参加革命，他曾经想过弃读陪在母亲身旁，却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你父亲在世曾经说过，要想尽办法让你们多读书，要受革命教育，要立志成长。”崔阳春说，当年父亲留下的“跟党走”的遗嘱，更是令他终生难忘。
“1934年，父亲被敌人抓捕入狱，面对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始终不泄露任何党组织情况，第二年保外就医，抬到家没几天就含恨离世。父亲临终前已不能言语，他用手势将大哥二哥叫到跟前，用手指在儿子手中比划着‘跟党走’。”崔阳春回忆说，父亲崔显芳这一句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遗嘱”，成了他们整个家族的座右铭。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崔显芳的儿子和家侄8人中，除幼子崔阳春于1962年入党外，全部都在抗日战争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斗争，有的成为抗日英烈，儿媳、侄媳中也有数人加入党组织和革命队伍。崔家一门共有四位革命烈士，除崔显芳之外，崔一春不惧敌人活埋威胁，从容赴死；崔克勤为掩护群众只身引开敌人，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年仅16岁；崔锦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执行一次紧急任务时不幸牺牲。
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不仅凝聚着崔氏后人，也影响着田庄父老乡亲，照亮了京西山区一代代接班人的心。现如今在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庄村，京西山区中共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崔显芳烈士纪念馆和故居、雁翅镇烈士纪念碑、崔显芳烈士纪念碑，作为“跟党走”的教育基地，已成为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示范基地。崔显芳的三个字遗嘱“跟党走”，成为这里最耀眼的高频词汇。
由于行动不便，近年来崔阳春已经很少回家乡。去年，为解老人相思之苦，子女带他回去了一次。当走到门头沟山边时，时年86岁的崔阳春潸然泪下：“太行山的山，永定河的水。这一山一水的背后，承载着太多的故事。人要忠心，火要空心，这是父亲给我一生的昭示。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京西革命精神永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