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俏皮话“有钱？去买前门楼子……”这话源于旧社会曾有军阀逼迫前门外一位富商出巨款买下前门楼子。军阀敲诈得逞，前门楼子却无法搬回富商家中的典故。
此木刻画是已知最早的前门大街老照片。
前门楼子自然是任谁多少钱也不能卖的，因为它代表着北京的历史。
北京人喜欢称正阳门箭楼为“前门楼子”，外地人往往也从老牌的“大前门”香烟包装盒上领略过前门楼子的风姿。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人们已耳濡目染多年，习以为常的前门楼子，却不是一个“原装货”。原来，现存的前门楼子是于1903年重建、又于1915年经洋人改造过的一个土洋结合的“混血”产物而已。
大约1872年8月至10月期间的前门街景。
“混血”自然有原因：老北京城的内城是明初由元大都改建而成的。元大都原有11座城门，改建后留有9座，但只有门洞，没有城楼。明正统元年（1436年），为每座城门补建了城楼，增建了箭楼，还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围建了一圈瓮城。正阳门箭楼就是在那时始建的。
正阳门作为京城正门，地位显赫，因此城楼和箭楼都比其他八门高大。而且其他八门的箭楼下面都没有门洞（例如现存的德胜门箭楼就没有门洞），行人出入要走开在瓮城一侧的闸楼门洞。惟独正阳门瓮城两侧都开有门洞，而且在箭楼下面也开有门洞，仅供皇帝通行，被称为“御道”。这个规矩从明清两代一直延续到袁世凯1912年做大总统都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正阳门箭楼门洞里边，至今仍悬吊着一扇涂有红漆的“千斤闸”，是紧急情况时可以迅速落下的“防盗门”。 前门楼子曾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塌。
1906年，此时前门箭楼正在重建中。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天坛的空地上架设大炮，开炮轰塌了正阳门箭楼。随后占领北京的英军中的印度兵，在正阳门城楼上宿营时，因做饭失火，烧毁了城楼（当时侵华英军成员大部分是就近征调的印度兵、尼泊尔兵、还有“香港兵团”）。
1902年，慈禧及光绪皇帝由西安避难返回京城后，于1903年重建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而同期被毁的崇文门箭楼和内城西北角楼，则一直没有恢复。1915年为改善交通，聘用洋人改造正阳门。
1915年6月，袁世凯期间由内务部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主持，聘请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改建了正阳门。
1915年改建后的全貌。
自1912年清朝灭亡后，对城市建设的诸多禁忌已经消失，北京前门外商业区一度异常繁华，官僚政客视八大胡同红灯区为“第二公馆”，加之京奉、京汉两个火车站紧靠在前门两侧，即将建成的有轨电车道也将穿行于前门，旧有的瓮城和狭窄的城门洞严重阻碍着交通。当时按罗斯凯格尔设计的方案，拆除了封闭的瓮城，在正阳门城楼两侧的城墙上各开挖两个门洞，延伸出的道路环绕着已成为孤岛的正阳门箭楼，沟通了联结两个火车站及前门大街的交通。
整个改造工程共花费18.22万银元，另支出拆迁费7.8万银元。工程于当年12月完工。 罗斯凯格尔将前门楼子装扮成土洋结合的混血产物。
1950年7月，前门往来城乡间的车辆交流物资。
原来的前门楼子没有自己的登城阶梯，是以两翼的瓮城顶部作为通道，绕经北面的城楼上下。后来在其背面增建了两条“之”字形的阶梯磴道。
因前门楼子两侧的瓮城没有了，残存的断茬被处理成城台的肩部，并在两肩各镶嵌一组西式的“绶带悬章”形装饰弧线，好像给城台佩上了“肩章”。
城台的东、南、西三面被插入了32根石制挑梁，用石板铺设成悬空的阳台。1949年2月3日北京和平解放后，聂荣臻、罗荣桓等人就站在这座阳台上出席了解放军入城式典礼。
如今的前门。
箭楼上原开有4排瞭望和射箭用的箭窗，改造后下面两排被装上白色的拱形窗檐，而上面两排则原样未动，看上去极不协调。
所以，考察过老北京城的瑞典学者喜仁龙在1924年出版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评论说，罗斯凯格尔“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在前门整个改造工程中，箭楼的改建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
上世纪60年代，由于人们建设理念的陈旧和改善交通的愿望，北京掀起了一阵拆城风。因周恩来的两次指示，才使正阳门这对城楼和箭楼得以保存。尽管箭楼已被洋人改造得面目全非，但它的“健在”仍值得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