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1日,市供销合作总社门市部供应春节水果。柯复/摄
1974年11月23日,朝内菜市场肉组一角。胡敦志/摄
1977年3月19日,地安门副食商场春节售货大棚。胡敦志/摄
▲1981年1月27日,《北京日报》1版
▲1982年1月23日,《北京日报》1版
▲1984年春节市粮食局供应通告
1986年2月1日,人们在东单菜市场选购肉鸡。为搞好春节供应,全市各大菜市场紧急筹备货源投放市场。李晞/摄
▲1990年1月19日,《北京日报》2版
▲90年代的新发地农贸市场
过了腊八就是年。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投入到一种欢喜而忙碌的状态。
过去“忙年”,大多数“忙”跟吃相关。在相当长一段岁月里,采买张罗过年的吃食,是全家老小齐动员的“战役”。
春节菜篮子,同样是对政府部门和商业系统的大考。计划经济体制下,层层下达指令,分解任务,全力从全国各地组织调运货源、安排市场供应,是每个深冬“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凭证凭票定量供应”
物资匮乏年代,几乎所有商品都是严格凭证、凭票、定量供应。买米买油要排队、买肉买鱼要排队、买过年“特供”的花生瓜子水果糖块更要排队。五十岁往上的北京人,儿时的过年印象,少不了这一段:帮家里大人去不断排队、占地儿。“一大早起就往副食店赶,问清每个队卖什么,然后打队尾开始排。每当家里买回一样东西,就觉得离年又进了一步”。
排队辛苦,“攥票拿证,缩肩拢袖,立的工夫大了,家里人又没来得及替换,只好连摇带晃,跺脚蹬腿”。但排队下来,却不一定能买到东西,最令人们焦躁不安的,是在黑压压的队伍里挪动,没法知道柜台里的情形,就怕眼瞅着排完二里半长队,售货员呼啦解下围裙,断喝一声:“今儿的东西卖完了!”
票是宝贵的。为了攒够过年的用度,家家提前紧着手,把肉票、粮油票等省下来待用。到了年根儿,每户的本上会多给几斤富强粉、小站稻,若突然通知今年春节要增加供应什么,譬如一小包黄花、二两芝麻酱,消息肯定第一时间传遍街道。
据《北京农村经济史稿》记载,1957年,北京猪肉开始“凭证定量”供应,该年平均每个城市人口年消费猪肉仅7.5千克。过年时节,排队买肉是桩大事,家里小孩只能负责接力占地儿,估摸快轮到时,母亲一定会匆匆赶来亲自上阵——不为旁的,那会儿人们胃里普遍“忒素”,都想请卖肉的多割些肥肉好回去炼油,过后俩仨月家里饭菜也能沾些荤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