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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记忆:首都电影院

2018-08-13 06:55 北京日报

来源标题:光影记忆

西长安街南侧、电报大楼对面的一片绿地上,曾经有一栋典雅古朴的苏联式二层建筑,这就是首都电影院的旧址。它曾经是长安街上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八百多米。

1937年,京剧大师马连良等人在此创立“新新大剧院”,后改名为“国民大剧院”。1950年,周恩来总理将其定名为“首都电影院”,郭沫若亲笔题字,这块招牌,首都电影院一直沿用至今。

它是中国第一家国营电影院,也是全国最早拥有宽银幕的电影院。

现今的新首都电影院,位于西单大悦城10层,这一层被命名为“梦想”。这里平均每隔几分钟就开演一场电影,是北京最火的影院之一。

81年来,它始终走在中国放映行业的前列,创造了许多第一。它是中国电影改革、发展与繁荣的参与者、见证者,为无数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光影记忆。

火爆:清晨五点开演《少林寺》

改革开放前,观众能在国内影院的银幕上看到的影片并不多,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有时也放点儿纪录片,其中最为广大观众熟悉的“明星”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因为电影院里时常会放映毛主席接见他的纪录片。进口片则多是来自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

当时的首都电影院就一个放映厅,分上下两层,共1000来个座位。影院大门正对着电报大楼,一进门是一个500多平方米的观众休息厅,观众从休息厅的两个大门入场。

改革开放之初,不少经典电影“解禁”,新片创作也获得了自由表达的空间,新老片齐出,电影院迎来了第一个爆点。首都电影院是长安街上“独一份儿”的影院,又是“老字号”,自然成为不少北京人看电影的首选。

“多少年了,没见过那么多片子一起上的场面!旧片子一大堆,许多大家都没看过,照样当新片看,再加上还有新片不断上映……以前电影院中午才开门,一天演五场,这一下不得不提前到早上八九点就开门。”1979年至1997年在首都电影院工作的刘洪鹏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王晓棠主演的《海鹰》《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票卖得很好。谍战片《保密局的枪声》放映了近两个月,以1800万元的票房夺得当年的票房冠军,火爆程度不逊色于现在的《战狼2》。

1982年李连杰的《少林寺》风靡全国,为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首都电影院居然从早上5:50就开始放映该片,早场的票轻轻松松就卖出去了。

1994年,哈里森·福特主演的《亡命天涯》第一次让中国观众见识到什么是好莱坞大片,4000多万元的总票房正式开启了进口大片在中国内地的“掘金之路”。同一年上映的《真实的谎言》,首都电影院30元的票被“黄牛”炒到了一百多元。

最初,电影院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卖点儿北冰洋汽水、糖果之类的。1987年,当时的中国电影公司(以下简称中影)牵头提出多种经营的概念,各家影院开始卖起饮料小吃。首都电影院的通宵场有咖啡,后来上了冰柜,又卖起冷饮。位于东大桥附近的紫光影城,还曾因卖啤酒和凉菜而被大家笑话。

改革开放前,电影票价非常低。首都电影院有红票、绿票、黑票三种常规票,红票四毛钱一张,是影厅二层前两排中间最好的位置,被称为“外宾席”,只在放映前半小时卖票——怕有领导或外宾来,要预留。绿票三毛钱,黑票两毛钱,学生票五分、一毛的都有。

居民收入逐年增加,可电影票还依然这么便宜。从1985年开始,电影票价管理权限开始分地区、分阶段下放,曾经两三毛钱一张的电影票,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不复存在。

1992年9月,北京的电影票价放开。刘洪鹏说,刚开始大家还有点儿不太适应,影院还问电影公司:“这放开卖,是让卖多少钱?”对方回复:“你爱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只要你卖得出去就行。”首都电影院马上调整,十块钱一张票,结果满场了,那下一场就卖十五块钱……不过,那时一般电影的票价都在五块钱左右。

不关灯的“白昼影厅”,也是首都电影院多种经营的一个创举。影院在卡拉OK厅装上特殊的放映设备,不用那么暗也能看清银幕,白天放电影,晚上唱歌,还能给承包这个厅的人减点儿租金。“白昼影厅”里都是卡座,还能提前两三天看到新片,可谓当时的VIP厅了,所以票价也是影院里最高的,十块钱一张。

危机:差点退出历史舞台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各种文体娱乐活动兴起,电视、KTV、迪厅、台球、保龄球各领风骚,分流了大量观众。

从1993年开始,中国电影市场进入长达十多年的低迷期。电影产量萎缩,高质量商业片稀缺,观影人数持续低迷。1991年,中国电影总票房曾达到24亿元,但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居然缩水至8.6亿元。

来影院的观众锐减,首都电影院开始撤场,早场时间越来越晚,以至于又恢复到中午12点后才开业的状态,员工的心气儿也比较低落,为了找点事儿干,只得组织各种义务劳动。即使这样,首都电影院在同行中仍然算日子好过的,尚能维持收支平衡,有的电影院扛不住,就关门了。

与此同时,民营电影院开始在北京悄悄扎根。2000年,香港电影人江志强在王府井投资的新东安影城开业,这是全国第一家由外经贸部批准成立的合资多厅电影院,也成为多厅影院时代的开端。当时,北京的电影票一般30元一张,江志强说:太贵了,20元吧。结果其他影院不乐意了,当时的行政主管部门赶紧出面当“和事佬”,大家统一定价为25元,还成立了一个北京电影市场研讨小组,遇到什么事儿互相商量着来。

随着北京城市布局的不断调整,一些老影院面临拆迁,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2003年,经营了66年的首都电影院也面临拆迁的命运。

当时,由于首都电影院等单位的存在,长安街六部口路段南侧有一条明显的道路曲线,挤占了交通道路,这一路段一下由6车道变成了4车道,成为市中心的一个老“堵点”。为了给长安街“疏通血管”,首都电影院被迫搬迁。当时虽说要择址重建,可是影院还能不能开起来、要开在哪儿,都是未知数。影院员工有的被调往其他单位,有的买断工龄,只留下总经理一人,负责影院的重建工作。

老影院最后的日子里,不少观众带着相机到影院门前留影,纪念这座曾为无数人留下难忘时光的老建筑。售票厅内一张大大的白布上,写满了影迷们深情的祝福。

2003年6月16日,在首都电影院全体工作人员的注目下,被一块红布盖着的影院院徽从正门墙面上缓缓卸下,不少人当场掩面哭泣。65岁的影迷朱理轩手持影院上世纪60年代的票根,深情回忆起年少时来这儿看电影的时光:“那时在首都电影院花几毛钱看场电影,就已经是特别好的享受了,现在它要搬走了,我真舍不得。”

新生:京城最火的影院之一

2008年2月,阔别五年的首都电影院终于在西单大悦城10层与观众重逢。“新首都”有14个厅,2008个座位,当时是北京厅数最多的影院,放映设备也全都是最先进的。重新开业那天,不少著名电影人都来捧场。

在大型商场的10层建影院,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决定。

影院现任经理邓永红说,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大家认为影院能与商场形成“喷洒效应”——“先把人都拔上来,然后再让他们一层一层往下走,给商场带来客流。”果不其然,影院比大悦城先火。凭“新首都”电影票吃饭就能打八折的活动,让大悦城里的餐饮企业首先获利。

“新首都”的复出恰逢其时:中国电影生产、发行与放映的市场机制逐渐成熟,民营企业也可以拍电影、开影院;2002年实行的院线制改革,即由一个发行主体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与若干影院组合,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则成为电影业触底反弹的强大动力。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低迷,中国电影再次迎来繁荣。

开业第二年,“新首都”年票房便突破6182万元,位列全国单体影院第一。这些年来,其排名一直没跌出过全国影院的前五名,是京城最火的影院之一。网上购票出现之前,只要碰上“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新首都”都会出现人山人海排队的盛况,一直持续了三四年。最夸张的时候,近二十个售票窗口“火力全开”,观众也要排两个小时队才能买上票,影院全体工作人员只好全部停休,疏导观众。

电影市场越来越繁荣,目前,中国银幕数已突破5万块,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的总票房达到559亿元。在北京,“新首都”也不再是一家独大,截至今年6月,全北京共有影院225家、银幕1566块,人均银幕数位居全国各大城市前列。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新首都”一直没有停下脚步。马上,影院即将迎来一次新的装修,无论设备还是服务,都将再上一个台阶。邓永红说,他希望“新首都”能一直为观众留下最美好的光影记忆。

责任编辑:董佳兴(QN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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