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炎:让开国献礼酒香飘京城

2019-08-25 03:58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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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北京秋高气爽,23岁的高景炎,人生第一次出远门,从家乡无锡来到首都北京。

和众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他在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小旅馆里暂时落脚,等待分配工作。就这样兴奋中夹着一丝茫然,熬了10多天后,高景炎得知自己被分到位于八王坟的北京酿酒厂。北京酿酒厂前身是1949年5月成立的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是北京第一家国营酿酒厂,也是如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租辆三轮车,带上铺盖行李,高景炎来到他一生结缘的地方。从车间技术员干起,到技术科长、技术副厂长,再到厂长,直至1999年退休,高景炎在这里挥洒了37年的心血和汗水。

“这么好的条件,得干点事儿啊。”年轻时的高景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主动向上级提要求:到车间去,跟着酿酒师傅们劳动。发酵车间闷热潮湿,劳动强度大,高高瘦瘦的高景炎才90多斤,可仍坚持要扛150斤装高粱的麻袋,一趟下来挥汗如雨。

一年间,高景炎把白酒、葡萄酒、溶剂等车间劳动个遍,这段经历让高景炎迅速成长,成为厂里年轻的专家。

车间劳动之余,高景炎了解到酿酒厂为新中国诞生生产献礼酒的光荣历史,也对他后来的恩师王秋芳渐有耳闻。

王秋芳比高景炎年长13岁,今年已93岁高龄,是建厂元老之一。实验厂成立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过去靠“眼看、鼻闻、手摸、脚踢”的传统手工作坊式的酿酒生产,向现代科学化生产方式转变。经过反复取样、化验、核实,王秋芳组织汇编的《传承北京二锅头的分析方法及产品质量标准方案》,成为酿制二锅头酒的标准。这是北京二锅头酒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49年7月,距新中国成立还有3个月,实验厂接受了一项光荣任务——在10月1日开国大典前,生产一批酒作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全厂上下齐心协力,起早贪黑,挖酵池、立甑锅、育酒曲,终于在1949年9月,生产出首批红星二锅头酒。由于当时没有专用的白酒瓶,献礼酒还是以啤酒瓶进行灌装。

献礼酒被配以红五星、蓝飘带的“红星”商标,红星代表中国革命,蓝飘带代表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每每听到这些,高景炎心中总是莫名激动。

便宜、顺口,对红星二锅头酒,老百姓评价甚高。可要真想喝到,却并不容易,因为到1949年底,一共才生产20.5吨。

1965年,高景炎工作的第三年,北京市场也仅有红星二锅头一个品种,年产量几百吨,无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二锅头酒紧俏到什么程度?”高景炎回忆,寻常百姓想要喝,只能逢年过节凭购货本买两瓶尝尝。

“二锅头酒啥时能多到想喝就喝呀?”这个问题,一直埋藏在高景炎心底。后来,北京市政府要求,北京酿酒总厂对各郊区酒厂归口管理。所谓归口管理,当时为归口科长的高景炎说,就是要按照为新中国诞生生产的献礼酒——红星二锅头酒的工艺,统一生产标准,让郊区酒厂增产量、提质量,满足老百姓需求。

作为先后两代酿酒技术骨干,为郊区酒厂“补课”的重任,自然落到王秋芳、高景炎头上。编讲义、培训、上课、手把手传授技术,高景炎跑遍北京各个郊区,把二锅头酿酒技术传播开来。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二人结下深厚的师徒情。

在房山交道酒厂,没讲课房间,高景炎就在车库里挂一块黑板,工人们席地而坐;在延庆八达岭酒厂,路途遥远辗转乘车,早晨出发中午才到,讲完课回城已是天黑;在怀柔汤河口酒厂,条件艰苦到连酱油都买不到,葱花汤撒点盐就着窝窝头,就是一顿饭……

苦中作乐的高景炎,对山高路远全然不在乎。很快,昌平酒厂的“十三陵牌”、通县酒厂的“向阳牌”、大兴酒厂的“永丰牌”、牛栏山酒厂的“潮白河牌”等北京二锅头酒遍地开花,到1981年,年产量大幅提高到3万吨。二锅头酒香溢京城,老百姓喝好酒不再是一种奢望。

责任编辑:张驰(QN0009)  作者:孙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