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强调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是当前“战疫”的重要措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而准确、及时地追踪到这些密切接触者，需要一线的流行病学调查员（以下简称“流调员”）开展大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战疫”当前，以往并不大为人所知的流调员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北京为例，从疫情暴发至2月18日24时，全市已经累计排查出2075例密切接触者。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流调员，究竟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近日，记者走进北京疾控部门，为您揭秘流调员“大海里精准捞针”的故事。
本文出场人物
本文出场人物
王全意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所长
从2002年10月起，一直在北京市疾控中心从事传染病监测工作，多次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贾蕾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长
从1999年8月起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参加传染病防控工作至今，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经验。
蔡伟
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长
从2001年起至今，在海淀区疾控中心从事疾病控制工作，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经验。
曹文栋
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专职流行病学调查员
从2009年至今，在海淀区疾控中心从事疾病控制工作，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经验。
善于追问
是每名流调员的“基本功”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长贾蕾介绍，目前北京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平均每个病例有十几个密切接触者。可以说，找出这些“密接者”最基础的功夫就是“问”，不厌其烦地问、事无巨细地问，诸如出差转机的细节、参加会议的人数、房屋住所的面积，家里人口的情况……从这些琐碎的信息中沙里淘金，去粗取精，然后顺藤摸瓜、抽丝剥茧、触类旁通，逐步聚焦到所要寻找的密接目标。
如果说每个“密接者”都像“隐藏”在深林里的一根草，那么上述工作正是寻求“旷野迷踪”的第一步。2月10日上午10点57分，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办公室里，流调员曹文栋正在与一名男士通话，那名男士回老家时乘坐了与确诊病例同一趟的高铁列车，当时正在海淀医院隔离观察。
曹文栋在交谈中得知，这名男士在列车里全程佩戴N95口罩和护目镜，没有与确诊患者同一车厢，感染的概率较低。虽然这名男士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曹文栋仍花了半个小时时间，询问了更多的信息。“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我还会继续给他打电话追问细节，因为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曹文栋，从事疾控工作已经10年有余，他把流行病学调查的过程比作警察办案。“患者提供的信息可能只是‘某天跟朋友吃了个饭’，我们要通过细问，像放电影一样帮患者在脑海中形成完整回忆。有没有聚餐？通过什么交通方式前往？把车停到了哪里？进了饭店是在包间还是开阔的大厅，跟谁坐在一起？……所有的细节都要做记录，这些都是判断后期密切接触者的依据。”
捋清传播链条
需要“顺藤摸瓜”“抽丝剥茧”
流调的基础工作思路就在于摸清传播链条：是谁传给患者、患者又将病毒传染给了哪些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流调队员不断顺藤摸瓜、抽丝剥茧，而层层拨开迷雾的过程每天都在上演。
上月底，海淀区疾控中心接到报告，一名患者核酸检测为阳性。随后，曹文栋和同事们立即前往医院，对这位患者进行调查。这位患者与他的妻子、孩子、母亲共同居住，他最先发病，成为这起案子中的“指示病人”（流调术语，指某起聚集性病例中率先发病的患者），也就是1号患者。但是，这一家子近期未曾去过武汉，1号患者又是如何被传染的呢？
正当曹文栋一筹莫展之际，1号患者在追溯前14天行程时透露，发病前一周，他曾经带着妻子前往一位亲戚家吃饭，当天的饭局包括这位亲戚的妻子在内一共4人，停留时间大概两三个小时。由于当时正处于疫情早期，患者还未足够重视，其间未采取防护措施。这引起了曹文栋的高度重视，他立刻把这位亲戚和他的妻子也列为密切接触者。这样，1号患者最终确认有5个密切接触者。
第二天，曹文栋和同事对这位亲戚也做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原来他常年在武汉工作，这次是回北京过年。曹文栋立刻提高警惕，马上对他采集了咽拭子以验证假设，结果，核酸检测呈阳性。“基本可以断定，他就是这起病例中的0号患者（流调术语，一般指第一个被病毒感染，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这起病例的传染来源，还是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紧接着，就是要摸排这位0号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工作的范围又扩大了。据0号患者介绍，听说他从湖北回来，期间有好几个亲戚朋友都曾来家看望。曹文栋对0号患者回京后接触的所有人进行排查发现，他的密切接触者有10人左右，幸运的是，经过从最后一次接触开始算起为期14天的追踪和健康监测发现，这些密切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发病。
通过两天的调查，这起家庭聚集性病例的传播链条一目了然：0号患者是从湖北来的第一代病例，他的妻子、女儿以及1号患者是第二代病例，1号患者回到家之后又传染给了他的母亲和女儿，这两人属于三代病例。
让流调对象“敞开心扉”
需要“攻心计”
新冠肺炎潜伏期较长，调查员需要掌握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半个月内的一切生活轨迹。贾蕾介绍，由于涉及大量生活隐私，部分被调查者出于种种顾虑，往往会刻意隐瞒某些经历或细节。但这些细节对于找出潜在患者的影响巨大，因此调查员们各有自己的“攻心”技巧，逐步引导被调查者主动配合。
“流调工作干多了就会有一种直觉，可以从对方的表情、语气、肢体动作等方面大致判断出来是否讲了真话。”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长蔡伟说，碰到有所隐瞒的被调查者，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明白这种疾病的危害，“早一天说实话，周围的人早一天得救。晚一天说实话，周围的人感染概率就越大。”
现代生活节奏较快，很多人连前几天做了什么都未必记得清楚，更不要说半个月前的细节。对此，蔡伟也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对于年轻群体，可以借助其手机上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支付信息、外卖信息等，串起完整的链条。至于老年群体，则可以根据其生活习惯来判断，“比如海淀有一位确诊的老人，身体状况不太好，近期没有出过北京，考虑到在公园遛弯、逛超市被感染的概率微乎其微，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与他人一起吃饭被感染。”
果然，蔡伟在调查中发现，1月9日，这位老人曾与一位有武汉旅行史的人员共同用餐，1月12日老人又参加了另一个饭局，随后同桌吃饭的两名老人相继发病。蔡伟判定感染从这两顿饭开始，海淀区疾控中心据此很快就找到了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包括其家人以及同桌就餐者等，并进行隔离观察。
当然，这些只是目标明确的密切接触者。还有一类隐藏的密切接触者，调查员们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才能找出他们。贾蕾举了个例子：某患者A跟朋友B出去吃饭，B作为密切接触者可以很快被找到，但与A邻座的陌生人C可能比B与A的距离还要近，存在更大的感染风险，然而A根本不知道C的存在，C本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因为人员是流动的，传染风险就大，所以我们提议大家不要出门，减少聚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贾蕾透露，“有一回，队员调查出来的密切接触者有90多人，为了找到这些人，我们两个同事愣是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搞流调工作，就需要我们电话不离手，问题不离口，烦不得。”
“武汉旅行史”这一判定
依据越来越不典型
眼下全国各地优秀的医护人员正集中在武汉，与当地人民并肩奋战。而在北京，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返京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返京前后接触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有些人没有明确的武汉接触史也会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曹文栋表示：“以前患者的武汉接触史是一条十分典型的判定依据，现在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有的病例并没有武汉接触史，所以北京近期要求所有返京人员自行隔离观察14天，也相当于提高了防控标准。”同时，曹文栋表示，排查范围也在扩大，“要尽可能将更多的疑似病人纳入进来”。
患者的流行病学情况越来越不典型，流调员对判定方式又做出了哪些调整？对此，曹文栋透露，比如有的病人可能没有武汉相关的流行病学史，但是在胸片中能看到病毒性肺炎的表现，有相关的症状，做快速检测也排除了其他的肺炎病原体，诊断的时候就要慎之又慎，“实在无法排除的，就暂时纳入新冠病人管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病例”。
这样一来，意味着排查难度也加大了。“患者没有武汉旅行史，确诊的概率相对会低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曹文栋表示，没法确定感染来源的时候，必须事无巨细，“患者前14天甚至更长时间，每一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接触的方式等等，都要询问得特别详细，这也是难点所在。大家看到，北京的确诊病例报告速度放缓了，但是我们排查病例的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流调工作
是“全国一盘棋”
北京市已经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部分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比较分散，以上述海淀区确诊的老人为例，密切接触者包括老人的家属、参与饭局的人员等等，需要一个个排查。蔡伟表示，他们会把相应人员的信息分发给涉及的全市各区，大家协同管理。
此外，还有一些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以飞机为例，由于机上为密闭空间，一旦确诊病例乘坐了某次航班，其涉及的密切接触者就比较多。贾蕾表示，对于这种情况，调查员们会一一找出密切接触者的位置，给其他省份发协查函，将其信息转给相应省份，确保密切接触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受管理，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全国皆是一盘棋。
蔡伟也收到过来自江苏、内蒙古等省份的协查函，“主要都是一些外省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经抵达北京。我们要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快速找到密切接触者，将其信息发给社区，由社区进行落实，监督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贾蕾说，每一个病例调查结束，流调队员就要写出一份流调报告。而数据分析组会深入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信息，“比如分析家庭传播的概率，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防止家庭传播，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预测疫情走向。”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所长王全意补充：“比如一个人之前从来没有出过门，只是突然去楼下逛逛，他就被感染了，又找不到感染源，就可能是出现了社区传播，这就不是以输入为主的阶段了，就需要提醒有关部门采取更加严密的防控措施。”
最后，贾蕾将流调报告的数据比作一块块小砖头：“可以说，正是通过流调数据的‘小砖头’，垒起了整个流行病学完整的信息大厦。”（记者 蒋若静）
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强调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理，是当前“战疫”的重要措施和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而准确、及时地追踪到这些密切接触者，需要一线的流行病学调查员（以下简称“流调员”）开展大量、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战疫”当前，以往并不大为人所知的流调员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公众关注的视野。以北京为例，从疫情暴发至2月18日24时，全市已经累计排查出2075例密切接触者。隐藏在这些数字背后的流调员，究竟是如何进行工作的？
近日，记者走进北京疾控部门，为您揭秘流调员“大海里精准捞针”的故事。
本文出场人物
本文出场人物
王全意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所长
从2002年10月起，一直在北京市疾控中心从事传染病监测工作，多次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贾蕾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长
从1999年8月起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参加传染病防控工作至今，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经验。
蔡伟
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长
从2001年起至今，在海淀区疾控中心从事疾病控制工作，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经验。
曹文栋
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专职流行病学调查员
从2009年至今，在海淀区疾控中心从事疾病控制工作，有较为丰富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经验。
善于追问
是每名流调员的“基本功”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副所长贾蕾介绍，目前北京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平均每个病例有十几个密切接触者。可以说，找出这些“密接者”最基础的功夫就是“问”，不厌其烦地问、事无巨细地问，诸如出差转机的细节、参加会议的人数、房屋住所的面积，家里人口的情况……从这些琐碎的信息中沙里淘金，去粗取精，然后顺藤摸瓜、抽丝剥茧、触类旁通，逐步聚焦到所要寻找的密接目标。
如果说每个“密接者”都像“隐藏”在深林里的一根草，那么上述工作正是寻求“旷野迷踪”的第一步。2月10日上午10点57分，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办公室里，流调员曹文栋正在与一名男士通话，那名男士回老家时乘坐了与确诊病例同一趟的高铁列车，当时正在海淀医院隔离观察。
曹文栋在交谈中得知，这名男士在列车里全程佩戴N95口罩和护目镜，没有与确诊患者同一车厢，感染的概率较低。虽然这名男士的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曹文栋仍花了半个小时时间，询问了更多的信息。“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了解，如果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我还会继续给他打电话追问细节，因为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
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曹文栋，从事疾控工作已经10年有余，他把流行病学调查的过程比作警察办案。“患者提供的信息可能只是‘某天跟朋友吃了个饭’，我们要通过细问，像放电影一样帮患者在脑海中形成完整回忆。有没有聚餐？通过什么交通方式前往？把车停到了哪里？进了饭店是在包间还是开阔的大厅，跟谁坐在一起？……所有的细节都要做记录，这些都是判断后期密切接触者的依据。”
捋清传播链条
需要“顺藤摸瓜”“抽丝剥茧”
流调的基础工作思路就在于摸清传播链条：是谁传给患者、患者又将病毒传染给了哪些人。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流调队员不断顺藤摸瓜、抽丝剥茧，而层层拨开迷雾的过程每天都在上演。
上月底，海淀区疾控中心接到报告，一名患者核酸检测为阳性。随后，曹文栋和同事们立即前往医院，对这位患者进行调查。这位患者与他的妻子、孩子、母亲共同居住，他最先发病，成为这起案子中的“指示病人”（流调术语，指某起聚集性病例中率先发病的患者），也就是1号患者。但是，这一家子近期未曾去过武汉，1号患者又是如何被传染的呢？
正当曹文栋一筹莫展之际，1号患者在追溯前14天行程时透露，发病前一周，他曾经带着妻子前往一位亲戚家吃饭，当天的饭局包括这位亲戚的妻子在内一共4人，停留时间大概两三个小时。由于当时正处于疫情早期，患者还未足够重视，其间未采取防护措施。这引起了曹文栋的高度重视，他立刻把这位亲戚和他的妻子也列为密切接触者。这样，1号患者最终确认有5个密切接触者。
第二天，曹文栋和同事对这位亲戚也做了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原来他常年在武汉工作，这次是回北京过年。曹文栋立刻提高警惕，马上对他采集了咽拭子以验证假设，结果，核酸检测呈阳性。“基本可以断定，他就是这起病例中的0号患者（流调术语，一般指第一个被病毒感染，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且极有可能就是这起病例的传染来源，还是个无症状的感染者。”
紧接着，就是要摸排这位0号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工作的范围又扩大了。据0号患者介绍，听说他从湖北回来，期间有好几个亲戚朋友都曾来家看望。曹文栋对0号患者回京后接触的所有人进行排查发现，他的密切接触者有10人左右，幸运的是，经过从最后一次接触开始算起为期14天的追踪和健康监测发现，这些密切接触者暂时都没有发病。
通过两天的调查，这起家庭聚集性病例的传播链条一目了然：0号患者是从湖北来的第一代病例，他的妻子、女儿以及1号患者是第二代病例，1号患者回到家之后又传染给了他的母亲和女儿，这两人属于三代病例。
让流调对象“敞开心扉”
需要“攻心计”
新冠肺炎潜伏期较长，调查员需要掌握患者和密切接触者半个月内的一切生活轨迹。贾蕾介绍，由于涉及大量生活隐私，部分被调查者出于种种顾虑，往往会刻意隐瞒某些经历或细节。但这些细节对于找出潜在患者的影响巨大，因此调查员们各有自己的“攻心”技巧，逐步引导被调查者主动配合。
“流调工作干多了就会有一种直觉，可以从对方的表情、语气、肢体动作等方面大致判断出来是否讲了真话。”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科长蔡伟说，碰到有所隐瞒的被调查者，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明白这种疾病的危害，“早一天说实话，周围的人早一天得救。晚一天说实话，周围的人感染概率就越大。”
现代生活节奏较快，很多人连前几天做了什么都未必记得清楚，更不要说半个月前的细节。对此，蔡伟也摸索出了一套经验：对于年轻群体，可以借助其手机上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支付信息、外卖信息等，串起完整的链条。至于老年群体，则可以根据其生活习惯来判断，“比如海淀有一位确诊的老人，身体状况不太好，近期没有出过北京，考虑到在公园遛弯、逛超市被感染的概率微乎其微，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与他人一起吃饭被感染。”
果然，蔡伟在调查中发现，1月9日，这位老人曾与一位有武汉旅行史的人员共同用餐，1月12日老人又参加了另一个饭局，随后同桌吃饭的两名老人相继发病。蔡伟判定感染从这两顿饭开始，海淀区疾控中心据此很快就找到了所有的密切接触者，包括其家人以及同桌就餐者等，并进行隔离观察。
当然，这些只是目标明确的密切接触者。还有一类隐藏的密切接触者，调查员们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才能找出他们。贾蕾举了个例子：某患者A跟朋友B出去吃饭，B作为密切接触者可以很快被找到，但与A邻座的陌生人C可能比B与A的距离还要近，存在更大的感染风险，然而A根本不知道C的存在，C本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因为人员是流动的，传染风险就大，所以我们提议大家不要出门，减少聚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贾蕾透露，“有一回，队员调查出来的密切接触者有90多人，为了找到这些人，我们两个同事愣是打了整整一天的电话。搞流调工作，就需要我们电话不离手，问题不离口，烦不得。”
“武汉旅行史”这一判定
依据越来越不典型
眼下全国各地优秀的医护人员正集中在武汉，与当地人民并肩奋战。而在北京，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返京人数越来越多，每个人返京前后接触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有些人没有明确的武汉接触史也会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曹文栋表示：“以前患者的武汉接触史是一条十分典型的判定依据，现在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有的病例并没有武汉接触史，所以北京近期要求所有返京人员自行隔离观察14天，也相当于提高了防控标准。”同时，曹文栋表示，排查范围也在扩大，“要尽可能将更多的疑似病人纳入进来”。
患者的流行病学情况越来越不典型，流调员对判定方式又做出了哪些调整？对此，曹文栋透露，比如有的病人可能没有武汉相关的流行病学史，但是在胸片中能看到病毒性肺炎的表现，有相关的症状，做快速检测也排除了其他的肺炎病原体，诊断的时候就要慎之又慎，“实在无法排除的，就暂时纳入新冠病人管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病例”。
这样一来，意味着排查难度也加大了。“患者没有武汉旅行史，确诊的概率相对会低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曹文栋表示，没法确定感染来源的时候，必须事无巨细，“患者前14天甚至更长时间，每一个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接触的方式等等，都要询问得特别详细，这也是难点所在。大家看到，北京的确诊病例报告速度放缓了，但是我们排查病例的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流调工作
是“全国一盘棋”
北京市已经建立了联防联控机制。部分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比较分散，以上述海淀区确诊的老人为例，密切接触者包括老人的家属、参与饭局的人员等等，需要一个个排查。蔡伟表示，他们会把相应人员的信息分发给涉及的全市各区，大家协同管理。
此外，还有一些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涉及全国多个省市。以飞机为例，由于机上为密闭空间，一旦确诊病例乘坐了某次航班，其涉及的密切接触者就比较多。贾蕾表示，对于这种情况，调查员们会一一找出密切接触者的位置，给其他省份发协查函，将其信息转给相应省份，确保密切接触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接受管理，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全国皆是一盘棋。
蔡伟也收到过来自江苏、内蒙古等省份的协查函，“主要都是一些外省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经抵达北京。我们要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快速找到密切接触者，将其信息发给社区，由社区进行落实，监督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
贾蕾说，每一个病例调查结束，流调队员就要写出一份流调报告。而数据分析组会深入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信息，“比如分析家庭传播的概率，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防止家庭传播，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预测疫情走向。”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研究所所长王全意补充：“比如一个人之前从来没有出过门，只是突然去楼下逛逛，他就被感染了，又找不到感染源，就可能是出现了社区传播，这就不是以输入为主的阶段了，就需要提醒有关部门采取更加严密的防控措施。”
最后，贾蕾将流调报告的数据比作一块块小砖头：“可以说，正是通过流调数据的‘小砖头’，垒起了整个流行病学完整的信息大厦。”（记者 蒋若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