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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剿“新冠”的30天

2020-07-10 07:58 新京报

来源标题:围剿“新冠”的30天

56天零病例后,“西城大爷”的确诊在北京掀起一片波澜。

数月相持后,“新冠”似乎早已败退。相比数月前“外防输入”的阻击战,如何扑灭城内突如其来的“火势”,似乎更考验技巧。

对“1号病人”的流调连夜展开。22小时内,北京通过溯源、采样,锁定了新发地批发市场,随即,这个占地面积1680亩、日客流量近6万人次的“北京菜篮”连夜关闭。

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成为常规手段。27天里,北京日检测量扩容到50万人次,而在上一轮疫情时,最大的日筛查量是1700人次。

数月累积的经验与资源,让这场疫情得到了最快的控制。之后的二十多天里,所有新增病例都与新发地有或强或弱的关联,验证了最初22小时的推论;“围剿战”的第26天,新增病例归零。

这一次,“新冠”没能潜伏太久。

56天后 “新冠”再临

这本是现场组解散的前一天。

北京市疾控中心北院,二楼,今年1月开始,一间间屋子被陆续贴上联络条、搬进一台又一台电话和电脑,成为北京对抗“新冠”的后方大本营。

窦相峰和翟曙光,一个来自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一个来自放射卫生防护所,在这里成了同一个组的战友。小组是临时成立的,来不及取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就叫现场组。组员们负责流调采样、输入性病例密接管理、信息报告处理等工作,有关“新冠”的一切情报,首先在这里合流。

“新冠”似乎已偃旗息鼓了。

6月6日,北京连续42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二降三”;之后的4天,零增长仍然保持。窦相峰6月10日晚上10点收到通知:现场组准备解散,明天开始复工复产;3个小时后,一条消息让安静的夜晚炸开了锅。

“西城大爷”来了。

对于这个时隔56天后出现的“1号病人”,在官方通报前,消息就已不胫而走。最大的讨论,聚焦于“西城大爷”究竟如何感染,很快,网上流传开来多个版本:他曾去过吉林、他的家人曾去过吉林、他用备用手机扫健康码骗过大数据。

民间在对新增病例“双无身份”进行本能求解——“西城大爷”无出京史、无外来人员密接史,这怎么可能?诸多猜测,最终总与京外感染关联起来,人们相信,北京不可能再有新冠。

窦相峰同样处于疑惑之中。突如其来的新发病例,一片空白的流行病学史,这是最让流调人员头疼的情况。如果找不到传播链,意味着无从“堵漏”,人群中还隐藏着多少感染者,也不得而知。

根据规定,医疗机构发现阳性样本后,要送往北京市疾控中心复核。复核结果出来前,对“西城大爷”唐先生的流调已经连夜展开。凌晨4点,窦相峰睁开眼,细细研读了西城区疾控发来的首份流调报告,诸多问题仍困扰着他。一早,他穿上防护服,和西城区疾控的同事一起,进入唐先生所在的北京宣武医院隔离病房。

“1号病人”与一日溯源

与唐先生的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找不出感染源头,让窦相峰“感觉特别不好”。

一开始,窦相峰的推测,与民间有吻合之处:大概是在京外感染。如果不是,可能新冠病毒具备了超出人类现有认知的特性。前者是基于北京对境外来京、中高风险地区来京人员的严格管控,后者是基于唐先生在今年1月22日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如果是这样,新冠病毒的潜伏期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第一个推测,在见面后被很快打消。窦相峰留意唐先生的状态,对方紧张、懊恼、无助,想不通自己怎么就病了,“很真实,也很坦诚,不像有所隐瞒。”对于流调人员反复提出的一些问题,唐先生也给出了前后一致的回答。再结合其他方法对其行程进行回溯,确实没有出京经历,可能性进一步明确了,他是在北京被感染,这个答案,让窦相峰的心情比来时更为沉重。

“我们把排查的重点放在他曾去过的各类密闭场所,引导他回忆当时种种细节。比如,他说31日去过乐图空间,我们追问他做什么了、之后去了几层,他便想起来还去地下打了台球,我们进一步问,当时场景如何、有多少人。”

对于“1号病人”,流调员万分谨慎,在找到源头前,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风险点。对其密接者的界定,也在原有的发病前4天基础上,往前再推了3天。

流调是事后展开现场追查与防控的基础。最初,没有人预料问题出在新发地,但在流调报告中,这一关键地点被记录下来,并明确了唐先生详细的行动路径——他是购买食材的老手,目标明确,进入新发地直奔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在三个摊位前停留,前后不超过20分钟。

11日上午,西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各区根据流调报告迅速展开调查,对唐先生去过的台球厅、冰箱里保存的食品、去过的商超摊位等进行大撒网式的调查。12日凌晨,众人汇总各区反馈的情况,在纷繁的数据和表格中,一条线索格外打眼。

众多位点,唯有新发地批发市场检出了阳性,包括案板、刀把、厕所等多处。

这个结果,就像一支军旗,指向了敌人的巢穴。

6月19日,大兴区万源吉庆副食品市场,消杀人员对售卖肉类、冰冻产品、熟食等的重点区域使用消毒剂充分喷洒消毒。摄影/记者 李木易

锁定新发地

新发地批发市场,供应全北京近7成的蔬菜及大量的猪肉、牛羊肉、果品,是名副其实的北京“菜篮子”。

2019年,新发地批发市场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在全国46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中,连续17年双居第一。

可观的营业体量背后,人员往来密集。每天,近6万人次的客流聚集于此,交谈、交易、将货品带入带出。如果新冠在这里流窜,后果不堪设想。

唐先生确诊的第二天,市疾控中心集结了本中心及10个区疾控共130余人,进驻新发地。

翟曙光是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采样组组长。当他和同事进入地下一层的牛羊肉综合交易大厅,几乎本能感到了大规模传播的风险。

大厅同时出售牛羊肉、水产、豆制品,摊位众多、空间密闭、通风条件差。6月29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何先生治愈出院时,回忆26天前自己前去买肉的场景,心有余悸的还是,“那儿的空气可能太浓了”。

疾控人员的任务分成两大块,一是对环境进行采样,看看究竟哪些点位被污染;二是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控制现场,对所有人进行核酸检测。

“我们重点关注案板、刀、台面、秤,这些摊主自己能接触到的东西,采了一百多个摊位;很怕出现经空调传播,对进风口、出风口也进行了采样。那儿环境不好,怀疑已有人感染,就叫他们都集中管理了。”翟曙光回忆。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6月12日,市区疾控在新发地采集出了40份环境阳性样本,517人中,45人咽拭子阳性。

13日凌晨3点,新发地市场仍有商户与工作人员在忙碌,正埋头于采样的窦相峰得知市场封闭的消息,随后,所有人禁止离开。当日,北京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宣布,北京将对5月30日以来与新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检测。

此时,距离“西城大爷”确诊仅花了2天。

13日开始,北京此轮疫情迎来高峰,连续7天,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均在20人以上。13日与14日确诊数最多,均为36人,有超过一半的确诊者,为流调溯源采样发现。

“6月11日到7月4日,北京累计报告334例确诊病例,47%是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隔离期间发病,这证明最初的感染者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控制。”窦相峰说,“新发地的人流量太大,从业者多为外来人员,遇到危机,人的本能是回家。如果没有第一时间确定和封锁新发地,很难想象疫情会以怎样的速度和范围扩散,会不会重演武汉的事态。还好,北京前期的溯源与处置,基本是无懈可击的。”

对于北京的迅速响应,外界不吝好评。

6月18日,新发地相关疫情刚刚到来一周,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北京疫情已经控制住了。

6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京整体防控策略是精准防控,可以把有关病例追踪得非常到位,这一防控路线,堪称国内防疫的模板。

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全意看来,北京得以如此高效地处理这一轮突发疫情,离不开此前数月积累的大量经验和资源。


6月20日,新街口足球场,市民接受核酸采样。摄影/记者 王嘉宁

 

布局新冠“照妖镜”

张代涛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

新发地疫情暴发后,孩子被送回父母家“寄养”,办公室成了他工作与生活的全部区域。靠着墙堆着折叠的行军床,书桌旁的塑料脸盆里放着牙刷、漱口杯、毛巾、洗发水,隔着一个文件柜,住着同样在单位日夜加班的同事。

他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负责管理实验室——整个疾控中心最高危的地方。北京所有确诊病例的咽拭子都在这里接受复核;现场采集到的环境样本,同样要送来此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红区”。

界定病毒存在与否的方式有很多,核酸检测是金标准。这项技术就像一面照妖镜,通过读出新冠病毒稳定而独特的两个基因片段,验证人与物是否被这肉眼不可见的微小生物所侵染。

首轮疫情时,“照妖镜”远没有这么多。最大一次规模的核酸筛查,数量是1700人次,放在现在看,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在当时调动了半个北京城的疾控力量。吃力之处,主要在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当时,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只有6台PCR(聚合酶链式反应)仪,日常主要承担流感、诺如、鼠疫病毒等的检测工作,行有余力;新冠一来,中心实验室病毒检测单日最高量达600多份,在聚集性疫情面前,这个通量也捉襟见肘。

当时,核酸检测还不是一个全民皆知的词汇,就连疫区中心的武汉,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核酸筛查。短短几个月后,“核酸了么您呐?”“阴着呐!”成为北京的民间段子,一个集中监测点的日采样量,可以直逼一万。

截然不同的检测能力,是迅速、大范围开展筛查的基础。

“对比这两波疫情,第一波是散发、单个的病例,来源清晰,我们卡好入口的点位,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测;新发地是突如其来的本地疫情,由一个病例引出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体量之大,所波及到的人群之广,如果没有即时介入,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不能立即得到核酸检测结果,战线必定会拉长。”王全意说,“我们在上一轮疫情时积累的经验、两个月‘空窗期’中积攒的资源,是这次快速应对的基础。”

首轮疫情平息后,为了防范可能到来的秋冬季疫情反弹,北京对核酸检测进行布局。

今年4月,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空地一隅搭建起了白色的方舱实验室,以往要送往疾控的鼻咽拭子标本,可以在医院接受初检;北京同仁医院急诊楼的一片病房被改造为实验室,原本,医院检验科只有数人持有PCR检测资质,“新冠”以后,二十多人接受了培训。

随着疫情防控推进,核酸检测的规模不断扩大。最初,只有新发地相关人员接受检测,之后,新发地周边地区、封闭小区、中高风险地区乃至一些低风险地区的居民也开始接受检测。在医院,核酸检测门诊成为最火爆的科室,人们出于筛查、就医、出京等动机,将号源一扫而光。

“西城大爷”确诊时,北京有98家机构可进行核酸检测,日检测量超过9万人份。

支撑这些庞大的检测需求的,除了硬件,还有软件。

6月20日,西城区新街口集中采样点首次面向普通居民开放。市民张开嘴,护士会手持两根采样棉签采集咽拭子,之后,一根放入单管,一根放入混采管——混采管内共收集5人的样本,首先接受检测,如果阴性,5人同时“放行”;如果阳性,对应的5个单份样本接受二轮检测。

这一极大提高核酸检测效率的方法能在北京推广,有赖于三个月前的标准储备。

北京市疾控中心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穆效群回忆,今年3月底,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德国有了混合采样检测的方法,着手进行评估。他们设计了实验,通过对弱阳性样本的检测,评估混采对灵敏度的影响。随后调整了指标,将德国5-10份混合量控制在3-5份,且为了保证阳性率,最终确定在采样环节而非检测环节对标本进行混合。4月,混采指南出台,之后,所有具有资质的机构,都可以据此来采样检测。

在诸多加持下,6月11日到7月7日,北京得以完成超过1100万人次的检测量。


6月29日,地坛医院,新发地聚集性疫情首例出院患者与医生告别。摄影/记者 侯少卿

“百米冲刺”的长跑

从前方到后方,几拨人马都在埋头苦干。

对新发地市场和京深海鲜市场的环境采样,持续到7月,每多一份阳性,就多了一条溯源的线索。翟曙光和同事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新发地占地1680亩,每一个角落都被他们用脚步丈量过。户外烈日当空,穿着猴服来回走动和采样,像裹着保鲜膜蒸桑拿;冷库是另一种滋味,最低温度为-20℃,人在里面待两三分钟,就会冻到全身僵硬。从业以来,他们从未与这么多“动物”打过交道,光某一种水产品就采了近两万条。高温天气下,无人问津的肉品、水产、蔬果不断腐烂,空气中逐渐弥漫起浓厚的臭味。

采样是与时间赛跑,一人一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接连的通宵作业,让人呼吸不畅、视线模糊。他们在市场消毒了一片空地,队员“下场”脱了防护躺在地上,就一动不动了。

每当一个病例出现,流调队伍就要启动新一轮的破案。从发病开始往前推4天,所有密接者要控制起来;往前推14天,每天的行动轨迹要捋清楚。很多时候,患者的记忆不会巨细无遗,他们要耐下性子,引导对方一点点回忆起来;付款记录、小区地图、场所录像,都是他们要搜集钻研的信息,既往感染病例,也要了然于心,以便随时与后发的病例进行对比。

“完整的流调拴着两头,一头是溯源,找出谁传染的他、这个传染源有没有控制,一头是追踪,他接触了谁、可能传染给谁。哪一头没有找到,都意味着疾病有继续传播的风险。”流调组组长叶研说,“这些人是主动就医感染的?还是流调溯源被查出来的,是突然出现的,还是在隔离点内发病的。流调一出,我们对疫情发展的趋势也能有所分析。”

现场采回的人与环境的样本,最终送回实验室接受检测;北京一百多家检测机构的质量控制,也由这里把关。

短短几个月,北京市疾控中心的PCR仪数量翻倍,也增添了新的抗体检测、核酸提取仪器,实验室被占得满满当当。工作量也明显增多,之前,这里最高日检测量是600份,现在达到2200份。机器连轴运转,一天24小时,PCR仪始终闪烁着光;人也在24小时不间断接力,制备反应试剂、提取病毒核酸、跟踪检测结果……实验没做完,三级防护区不能随意出来,穿着猴服又憋又闷,累极了,张代涛和同事就歪在地板上眯一会儿,“打地铺”成了常态,后来,他们索性往负压实验室里扛了两床被子。

北京的疫情得到了迅速控制。

6月13日与14日,北京新增确诊36人,这个数字成为峰值。之后,新增数一路下跌,6月21日,首次降至个位数。

但疾控内部工作没有变得更轻松。王全意仍然回不了家,有时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新发地疫情的挑战在哪里?一是来得突然,短时间要应对一个复杂的局面;二是涉及区域大、风险人员分布广、物品传播也广、病毒传播路径复杂,疫情控制难度大。”王全意说。根据疫情传播的规律,早期的病例,都与牛羊肉大厅等有直接关系,到后期,这种“强关联”越来越弱,寻找传播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随着居民日常生活步入正轨,活动轨迹变得复杂,也给流调带来挑战。“1-2月份,大家的轨迹基本是家——医院——家,比较简单,现在大人要上班、孩子要上学,工作之外要出去逛街、聚会,活动场所与接触人群与之前完全不同。有时候单凭疾控的力量,也显得局促。”

后期,一些零散案例的出现,也如平地惊雷。

7月2日,石景山区万达广场一名女子哭喊“他们说我是阳性”的视频在网上疯转。之后,她被确认为无症状感染者。

疾控公布的她的行动轨迹,比“西城大爷”更加复杂:6月14日在新发地市场关卡处短时停留后,由于先兆性流产等原因,相继前往6家医院就诊、检测,阳性结果得出前,还去过民政局、商场、海淀某居民小区,涉及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多区,密接者超过200名,流调报告写了六十多页,远超“西城大爷”。但在所有感染者中,这个数不是最多的。

“除了人,还要关注物品,北京有大量的餐饮企业、单位食堂、农贸市场从新发地进货,可能带回被污染的食品,这些食品有没有清理干净、会不会再次引发传播?这比找人更难识别。”王全意说,次生传播成为后期防控重点,新增病例数虽然下降了,但工作难度反而增加,带来莫大的压力。

压力之上是成绩。

7月6日,新发地相关疫情暴发的第26天,北京新增病例归零;7月7日、8日,零新增继续维持。而在王全意看来,收官阶段,更要稳住。

“从1月开始,整个中心就进入了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一直在百米冲刺,跑了几千米了,大家都很疲劳,但是没有退路,不能放松,一放松就前功尽弃。”王全意说,“现在到了最吃力和最要坚持的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保持工作节奏,不要手忙脚乱,集中精力,把最重要的传染源控制好、密接管理好,将‘新冠’围剿干净。”

责任编辑:纪敬(QC0003)作者: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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