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生活为什么过得如此贫困，甚至死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
东城区福祥社区花园，李大钊的故事在师雪起的讲述下向听众铺开。他神采奕奕、站得笔直，党徽就别在西装上。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越发洪亮，脖子上的筋凸起，手抬起来跟着比画。
今年69岁的师雪起是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团长。他已经带领着这个“银发”宣讲团走过了八年有余。宣讲团主要讲党史故事，还有党员故事。“我们希望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为党发声，积极传播正能量。” 师雪起告诉新京报记者，总团分团共有一百多人，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讲过近千场，听众达5万人次。
这些“银发”宣讲员们的平均年龄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宣讲员今年89岁。
老干部宣讲团有“十八罗汉”
凌晨，师雪起家中。
他还在灯下，伏案批注修改意见，妻子昌燕洁为师雪起温了杯牛奶。
作为区委老干部宣讲团的团长和北京市讲师团特聘专家，师雪起经常要修改撰写一些宣讲稿，有时时间要求紧，稿件一多，他经常要熬到夜里一两点。
“我经常说，你年纪也这么大了，悠着点，该休息就休息了吧。要不明天又会头晕。”妻子的话，他听到了，但还是做不到，只会继续打开书本，参考史料修改稿件。
宣讲团的故事要从2012年底说起。
那时候，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东城区委老干部局准备组织一些刚刚退休的，有一定理论基础并爱好宣讲的老同志，通过宣讲带动大家一起学习十八大精神。于是2013年1月23日，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在老干部局成立。
宣讲团成员由退休老党员组成，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到现在共有18位，团内俗称“十八罗汉”。
退休老党员李征也是首批加入宣讲团的成员。她记得，几个人第一次在老干部局碰面时，几乎是面面相觑。“什么叫宣讲？怎么宣讲？”在大家的脑海里，基本没有“宣讲”这个概念。
他们到东城区委宣传部学习宣讲，师雪起还多次去北京市百姓宣讲团取经，“一分钟吸引人，三分钟感动人，五分钟鼓舞人，七分钟启迪人……”回来再和其他人分享。
在李征的印象中，因为她和师雪起都学过朗诵，平时其他团员就给他们打电话请教。“你们觉得我讲的语气上到位吗，感情怎么才能表达出来？”他们经常约时间聚在办公室里进行小范围试讲。
试讲的规矩也从创立之初保留到现在，每隔一两个月，老干部宣讲团都要进行一次集体的培训和探讨。每篇要讲给观众的稿子都要提前试讲。
宣讲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2013年的春天，老干部宣讲团在东直门街道进行了第一次宣讲。那场宣讲来了上百人，李征打头阵。“从内心来讲，并不是紧张，而是有点激动。”李征自小参加各大朗诵演出，但是宣讲还是头一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退了休的人员，但站在讲台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还能发挥点作用。”
师雪起说，讲得多了，宣讲的感觉就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讲到触动人心的时候，会场里会很安静。当有听众眼神飘离，或是耷拉着脑袋的时候，师雪起也都知道。他会设置一些小话题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针对不同的对象，演讲稿也会做适当的微调。
给社区居民们讲李大钊，师雪起会讲“李大钊的用钱之道”。李大钊当时的工资很高，他一个月的工资有120块银元。那时候，400块可以在北京买一处四合院了。他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其实是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有北大的贫困学生。把故事讲出来，大家都能明白内涵。
在机关单位里宣讲时，师雪起会告诉他们，李大钊除了日常的简朴之外，被反动军阀抓捕之后，仍然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是党员们应该拥有的精神力量。
后来在宣讲总团的带动影响下，各个街道也成立了分团，加上“名誉”宣讲员一共超过100人。他们先后到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进行义务宣讲近千场，听众达5万人次。
克服视力不好、记忆力差等问题做宣讲
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成立四个多月后，逐渐步入正轨，各单位、街道、社区、学校的邀请纷纷而来。团员的日程都排得很满，甚至两三天或者一周就有一场宣讲会。
这时团长师雪起突然感觉自己说话有点憋气，也没有以前那么清爽。去医院检查发现，他的甲状腺结节明显变大。“最大的5.1公分，差不多鸡蛋那么大。”结节已经严重地压迫气管。经过专家会诊，结论是尽快手术。
手术也有风险，可能会碰到喉返神经。喉返神经直接关系到发音，如果喉返神经出现损伤，今后说话都会沙哑。但是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结节可能往癌变的方向发展。“医生和我说，在做手术把结节切出来之前，判定不了是良性还是恶性。”
“这个时候我不能停，我先继续讲，讲到不能讲了我再去做手术。”师雪起做下这个决定。
半年之后，师雪起去医院做手术，把结节切除，发现是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做手术，再过一年，就会发生癌变。”医生告诉他。
在宣讲团逐步走向稳定的时候，李征的眼底黄斑也产生了更严重的病变。“看字模糊，字是发散的，就像是每个字旁边都有一圈晕。”
李征用电脑写稿时，把字号调成小二号，还要戴着矫正眼镜看。眼睛疼，有时候李征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把字敲在电脑上。
“我爱人也只能安慰我，你缓缓再写。”李征回忆，当时这样一篇稿子，从看素材、构思到写出来，她要用一个礼拜，几乎要用别人写稿几倍的时间。
除了写作视力不太好之外，银发宣讲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年轻的时候，三五百字，有个半天就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得两三天。”李征说道。
师雪起的方法也很简单——每篇稿子要背100遍以上。他会抓紧一切时间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声地念，一段时间后可以脱稿，自己讲同时录音，再和原稿对比着看差在哪里，直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的程度。
宣讲团今年开启“菜单式宣讲”
为什么人老了还要这么拼命？有人这样问过他们。东城区年龄最大的“名誉”宣讲员周荣兴也有自己的答案。
老干部名誉宣讲员一般都是个人经历和先进事迹特别突出的老同志，由于年龄较大、事务较多或身体健康等原因，只会不定期出席开展的宣传宣讲。
每当周荣兴宣讲的时候，用师雪起的话来说，宣讲团的头上仿佛都悬着一个“炸弹”。老人容易动感情，每次讲到“志愿军侦察兵”的故事都会潸然泪下。
据周荣兴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跟随部队赴朝作战，成为卫生员，背着医药箱为受伤战友包扎、护理。
1953年7月15日，团里的侦察员小俞从前线背回来一名烈士遗体。营长吴枫看到后嘱咐他：“小周，你替这位英雄战友裹上白布，送他一程。”这是小俞的侦察班班长张善华，为了掩护小俞而牺牲。周荣兴走上前看到，遗体并不完整，两个人不敢哭出声，只是静静地流泪，把战友的遗体裹好。
停战后，文工团到前线慰问演出，歌唱家章骥领唱了一首歌《志愿军侦察兵》，用歌声传唱英雄侦察排的事迹，周荣兴在台下听得入了神。周荣兴说，当时的演出结束后，他找到章骥，告诉他张善华的故事，请他传授这首歌，学会后就在部队给战友唱，转业后就开始给社区里的群众、中小学生唱。
他一遍遍讲起牺牲战友的故事，一遍遍唱起《志愿军侦察兵》。
今年，宣讲团开启了“菜单式宣讲”，针对大家希望点什么“菜”进行宣讲。他们还将“讲台”挪进了胡同，搬到大街小巷。
根据想要讲的党史故事、老党员的故事，宣讲团会派不同的宣讲员前往。义务指路队队长汪维信、“兵妈妈”闫和平、义务助学的马兰……他们和周荣兴一样，用亲身的经历来宣讲。
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故事讲下去，周荣兴告诉新京报记者，“忘记过去，对我来说就是背叛。”年龄大了，宣讲带给自己的疲惫早已不算什么。“我老了，做不了什么，只能将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
“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生活为什么过得如此贫困，甚至死后连下葬的钱都没有……”
东城区福祥社区花园，李大钊的故事在师雪起的讲述下向听众铺开。他神采奕奕、站得笔直，党徽就别在西装上。讲到动情处，他的声音越发洪亮，脖子上的筋凸起，手抬起来跟着比画。
今年69岁的师雪起是北京市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团长。他已经带领着这个“银发”宣讲团走过了八年有余。宣讲团主要讲党史故事，还有党员故事。“我们希望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为党发声，积极传播正能量。” 师雪起告诉新京报记者，总团分团共有一百多人，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讲过近千场，听众达5万人次。
这些“银发”宣讲员们的平均年龄近7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宣讲员今年89岁。
老干部宣讲团有“十八罗汉”
凌晨，师雪起家中。
他还在灯下，伏案批注修改意见，妻子昌燕洁为师雪起温了杯牛奶。
作为区委老干部宣讲团的团长和北京市讲师团特聘专家，师雪起经常要修改撰写一些宣讲稿，有时时间要求紧，稿件一多，他经常要熬到夜里一两点。
“我经常说，你年纪也这么大了，悠着点，该休息就休息了吧。要不明天又会头晕。”妻子的话，他听到了，但还是做不到，只会继续打开书本，参考史料修改稿件。
宣讲团的故事要从2012年底说起。
那时候，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东城区委老干部局准备组织一些刚刚退休的，有一定理论基础并爱好宣讲的老同志，通过宣讲带动大家一起学习十八大精神。于是2013年1月23日，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在老干部局成立。
宣讲团成员由退休老党员组成，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到现在共有18位，团内俗称“十八罗汉”。
退休老党员李征也是首批加入宣讲团的成员。她记得，几个人第一次在老干部局碰面时，几乎是面面相觑。“什么叫宣讲？怎么宣讲？”在大家的脑海里，基本没有“宣讲”这个概念。
他们到东城区委宣传部学习宣讲，师雪起还多次去北京市百姓宣讲团取经，“一分钟吸引人，三分钟感动人，五分钟鼓舞人，七分钟启迪人……”回来再和其他人分享。
在李征的印象中，因为她和师雪起都学过朗诵，平时其他团员就给他们打电话请教。“你们觉得我讲的语气上到位吗，感情怎么才能表达出来？”他们经常约时间聚在办公室里进行小范围试讲。
试讲的规矩也从创立之初保留到现在，每隔一两个月，老干部宣讲团都要进行一次集体的培训和探讨。每篇要讲给观众的稿子都要提前试讲。
宣讲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2013年的春天，老干部宣讲团在东直门街道进行了第一次宣讲。那场宣讲来了上百人，李征打头阵。“从内心来讲，并不是紧张，而是有点激动。”李征自小参加各大朗诵演出，但是宣讲还是头一回。“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退了休的人员，但站在讲台上，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还能发挥点作用。”
师雪起说，讲得多了，宣讲的感觉就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讲到触动人心的时候，会场里会很安静。当有听众眼神飘离，或是耷拉着脑袋的时候，师雪起也都知道。他会设置一些小话题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针对不同的对象，演讲稿也会做适当的微调。
给社区居民们讲李大钊，师雪起会讲“李大钊的用钱之道”。李大钊当时的工资很高，他一个月的工资有120块银元。那时候，400块可以在北京买一处四合院了。他的钱都花到哪去了呢？其实是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有北大的贫困学生。把故事讲出来，大家都能明白内涵。
在机关单位里宣讲时，师雪起会告诉他们，李大钊除了日常的简朴之外，被反动军阀抓捕之后，仍然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这是党员们应该拥有的精神力量。
后来在宣讲总团的带动影响下，各个街道也成立了分团，加上“名誉”宣讲员一共超过100人。他们先后到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进行义务宣讲近千场，听众达5万人次。
克服视力不好、记忆力差等问题做宣讲
东城区委老干部宣讲团成立四个多月后，逐渐步入正轨，各单位、街道、社区、学校的邀请纷纷而来。团员的日程都排得很满，甚至两三天或者一周就有一场宣讲会。
这时团长师雪起突然感觉自己说话有点憋气，也没有以前那么清爽。去医院检查发现，他的甲状腺结节明显变大。“最大的5.1公分，差不多鸡蛋那么大。”结节已经严重地压迫气管。经过专家会诊，结论是尽快手术。
手术也有风险，可能会碰到喉返神经。喉返神经直接关系到发音，如果喉返神经出现损伤，今后说话都会沙哑。但是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结节可能往癌变的方向发展。“医生和我说，在做手术把结节切出来之前，判定不了是良性还是恶性。”
“这个时候我不能停，我先继续讲，讲到不能讲了我再去做手术。”师雪起做下这个决定。
半年之后，师雪起去医院做手术，把结节切除，发现是良性的肿瘤，“如果不做手术，再过一年，就会发生癌变。”医生告诉他。
在宣讲团逐步走向稳定的时候，李征的眼底黄斑也产生了更严重的病变。“看字模糊，字是发散的，就像是每个字旁边都有一圈晕。”
李征用电脑写稿时，把字号调成小二号，还要戴着矫正眼镜看。眼睛疼，有时候李征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把字敲在电脑上。
“我爱人也只能安慰我，你缓缓再写。”李征回忆，当时这样一篇稿子，从看素材、构思到写出来，她要用一个礼拜，几乎要用别人写稿几倍的时间。
除了写作视力不太好之外，银发宣讲团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普遍性的记忆力减退。“年轻的时候，三五百字，有个半天就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得两三天。”李征说道。
师雪起的方法也很简单——每篇稿子要背100遍以上。他会抓紧一切时间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大声地念，一段时间后可以脱稿，自己讲同时录音，再和原稿对比着看差在哪里，直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的程度。
宣讲团今年开启“菜单式宣讲”
为什么人老了还要这么拼命？有人这样问过他们。东城区年龄最大的“名誉”宣讲员周荣兴也有自己的答案。
老干部名誉宣讲员一般都是个人经历和先进事迹特别突出的老同志，由于年龄较大、事务较多或身体健康等原因，只会不定期出席开展的宣传宣讲。
每当周荣兴宣讲的时候，用师雪起的话来说，宣讲团的头上仿佛都悬着一个“炸弹”。老人容易动感情，每次讲到“志愿军侦察兵”的故事都会潸然泪下。
据周荣兴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跟随部队赴朝作战，成为卫生员，背着医药箱为受伤战友包扎、护理。
1953年7月15日，团里的侦察员小俞从前线背回来一名烈士遗体。营长吴枫看到后嘱咐他：“小周，你替这位英雄战友裹上白布，送他一程。”这是小俞的侦察班班长张善华，为了掩护小俞而牺牲。周荣兴走上前看到，遗体并不完整，两个人不敢哭出声，只是静静地流泪，把战友的遗体裹好。
停战后，文工团到前线慰问演出，歌唱家章骥领唱了一首歌《志愿军侦察兵》，用歌声传唱英雄侦察排的事迹，周荣兴在台下听得入了神。周荣兴说，当时的演出结束后，他找到章骥，告诉他张善华的故事，请他传授这首歌，学会后就在部队给战友唱，转业后就开始给社区里的群众、中小学生唱。
他一遍遍讲起牺牲战友的故事，一遍遍唱起《志愿军侦察兵》。
今年，宣讲团开启了“菜单式宣讲”，针对大家希望点什么“菜”进行宣讲。他们还将“讲台”挪进了胡同，搬到大街小巷。
根据想要讲的党史故事、老党员的故事，宣讲团会派不同的宣讲员前往。义务指路队队长汪维信、“兵妈妈”闫和平、义务助学的马兰……他们和周荣兴一样，用亲身的经历来宣讲。
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故事讲下去，周荣兴告诉新京报记者，“忘记过去，对我来说就是背叛。”年龄大了，宣讲带给自己的疲惫早已不算什么。“我老了，做不了什么，只能将这些故事告诉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