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大高材生
延安公社医院从医10年
1960年，18岁的邱贵兴从家乡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最顶尖医学院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学生，这是协和医大恢复八年制学制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每个学生都是精挑细选，在学校期间的考核也十分严格。1968年，经过了八年严苛的学习，邱贵兴毕业了。他和同学们都被分配到西北五省的农村医疗机构。
邱贵兴决定与同班同学、女朋友林守清同进退。于是，两个人被分配到延安市延川县的一家公社医院。他们一路坐旅客列车、坐货运火车、坐汽车、坐马车，到了县城再辗转步行翻山越岭来到公社。陕北黄土高原，黄沙漫漫，一口窑洞就是这对新婚小夫妻的家。
到了延安，过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邱贵兴和爱人一个来自无锡，一个来自福州，事先都不知道缺水到底是啥滋味。到了延安，每天吃水都成了问题，洗澡更是奢侈的愿望，“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一开始，他们还会用敌敌畏来消毒衣物用品，时间久了，两个人真正体会到“虱子多了不咬”的感觉。“生活关”过了，还要过“技术关”。公社医院也有医生，但多数都是卫生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邱贵兴，很多手术都没做过，但这里的医生很多手术见都没见过。遇到急诊病人需要手术，邱贵兴只能与爱人边看书边做手术。
在公社当医生，必须是内外妇儿面面俱到的“全能型”医生。一天夜里，老乡敲开了公社医院的大门。一位老乡说，家里的产妇难产，请医生上门出诊。邱贵兴跟着老乡连忙往产妇家中赶。夜深路陡，一个老乡拎着马灯在前面带路，另一个老乡紧随邱贵兴之后。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邱贵兴夹在两个老乡中间，翻山越岭，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产妇家中。在邱贵兴的帮助下，产妇顺利分娩。第二天一早，他才发现，老乡为了争取时间尽快抢救病人，昨天深夜带他走的是一条很少有人敢走的近路，一路都行走在悬崖峭壁上，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渊，粉身碎骨。邱贵兴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到了白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走原路返回了。
看得见的危险可以绕开，看不到的危险只能靠命运的眷顾才能躲开。有一年除夕，正在上海休假的邱贵兴夫妻接到电报，因为值班人员家中有急事，医院无人值班，紧急通知夫妻俩回公社医院。两个人一路奔波，终于在大年初一晚上10点多赶了回来。又冷又累又困，他们倒在炕上很快就睡着了。半夜，邱贵兴被妻子摇醒，“我有点心慌，你心里慌不慌？”邱贵兴说，“不慌啊，赶快睡吧，明天再说。”妻子摸了一下邱贵兴的脉搏，发现跳得比她还快，这时两人才意识到“可能是中毒了！”陕北寒风凛凛的冬夜里，两人迅速打开窑洞的大门，披了棉衣，冲到门外，大口喘气。那时已经顾不得寒意。很久，两人才恢复过来。夫妻俩经过分析，判断是因为回上海休假后窑洞长期封闭，储存的土豆发芽产生沼气，引发了沼气中毒。两人连夜冒着严寒将土豆搬到窑洞外。然后敞开大门，在寒冬里熬过了艰苦的一夜。当时，整个公社医院只有他们两个人值班，公社又在山沟里，“想想真是后怕，如果没有老伴的敏感，恐怕两人都不行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邱贵兴总是说，是老伴救了俩人的命！
提出“协和分型”
治疗失败率降低至2.7%
在延安工作了10年之后，1978年和1979年，夫妻俩通过研究生考试先后回到北京，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协和医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邱贵兴住在男生宿舍，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女生宿舍。只有在周日的时候，一家人才能坐在一起吃顿饭。年近四十的邱贵兴被年轻的医生称作“邱老”。年轻的邱老白天出门诊、做手术、在病房值班，晚上做研究生论文。那时候，为了做动物实验，弄清楚软骨退变的机理，邱贵兴不仅要养兔子，还要给兔子拍摄X光片。他借来了放射科淘汰的X光机，亲自扶着兔子，给兔子拍片子，为此吃了很多X光射线……实验结束了，兔子的X光片装满了两个大纸箱，他撰写的研究生论文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论文。
研究生毕业后，医院派邱贵兴到国外进一步学习。之前，他学的都是俄语，到了协和医大才开始学了一年多英语。出国前，邱贵兴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培训班按照学生的入学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了8个班，“邱老”被分在了6班。他是全班中年龄最大的学生，甚至比老师年龄还大，学习时感到与同班的年轻学员相比，差距较大，记忆力各方面都不如他们。但通过努力，不甘落后的邱贵兴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拿下了六班听力的第一名。随后，他到加拿大学习。“刚刚到加拿大，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但没有加拿大行医执照，所以只能观摩、不能接触病人，不能参加手术。”一个月后拿到了临时行医执照，邱贵兴才能看病参加手术。
回国后，邱贵兴决定挑最硬的骨科来“啃”。骨科手术中，脊柱外科难度最大。而脊柱畸形的矫形更是脊柱外科领域中最困难的技术。特发性脊柱侧弯手术方式的选择，离不开分型。当时，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分型，早期King分型只有5种类型，而后来出现的Lenke分型共分42种，十分复杂。这些国际上通用的分型，都是国外科学家在几百例手术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邱贵兴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已经做了上千台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矫形手术，而且畸形都比国外病例严重得多。邱贵兴心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出中国的分型呢？
说干就干，邱贵兴带领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提出了新的特发性脊柱侧凸分型——“协和分型”（PUMC分型）。协和分型共分为3个大型、13个亚型，既符合临床特点，又简单实用。按照这个分型方法，不仅可以指导手术入路，而且还可提供手术矫形融合的范围，方便普及推广和实际应用。最后，经过国际同行临床验证证实，“协和分型”与以往的分型相比，使得治疗失败率明显降低，由13.2%降低至2.7%。2005年，协和分型发表在脊柱外科领域的国际权威杂志《Spine》上。2006年初，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邱贵兴说，“协和分型”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要在虚心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踏实工作，不折腾、不取巧，凭借中国人的才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也能做出原创性的创新。
提倡医生
每年为患者做一次公益治疗
作为骨科界的领军人物，邱贵兴在促进中国骨科规范化进程的同时，还在积极扩大中国骨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他的领导下，与各个国际组织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加入了有近百个国家参加的“国际骨关节十年”行动，以及亚太骨科学会等其他一些国际组织。邱贵兴还倡导搭建了以中国大陆为核心、覆盖港澳台、辐射全世界的骨科学术交流平台，将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骨科学术会议改为每年一次的国际性学术大会。除了进行国际性学术交流外，还举办国际医疗展览，将世界上最先进的骨科技术、骨科器材，第一时间展现在中国的学术大会上。邱贵兴目前还担任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倡导医生参与医疗公益，并身体力行。他响应国际组织倡议，提倡每位医生每年为贫苦的患者做一次公益的治疗活动。他说：“如果每名医生能每年做一次公益，那几百万医生每年可救治几百万贫苦大众，最终会聚木成林、惠及大众。”
今年77岁的邱贵兴，依然坚持每周出两次门诊。每次出门诊，他都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邱贵兴常说，医生的形象很重要，小事上抓得紧，大事上才不会马虎。现在，有人经常问他，为什么“邱老”一直不老。邱贵兴戏言自己的养生之道就是：不吃保健品，积极锻炼身体。上班时，他经常自己开着心爱的越野车，科里的人都觉得邱老“很酷”。
当年和邱贵兴一起到公社医院工作，一起考研回到北京的妻子林守清，后来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内分泌专业的专家，至今依然在一线工作。说起老伴，院士感慨万千。林守清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学霸”。后来比邱贵兴早一年考上研究生，早两年去了美国学习。他常说，这些年他每走的一步，每取得一点成绩，都离不开老伴的支持和帮助。现在，他们更是相濡以沫，休戚与共。（记者 贾晓宏）
档案
邱贵兴，中国工程院院士，骨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博导，获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SICOT）中国部主席，国际华人脊柱学会（ICSS）主席等。在国际上，提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分型——“协和分型”；首次发现了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最重要的致病基因，并于2015年在世界顶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影响因子＝54.42分）以原创性论著（Original Article）形式发表；研制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脊柱内固定系统等。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授权专利12项（发明3项）。发表论著600余篇，主编《骨科手术学》等专著39部。
协和医大高材生
延安公社医院从医10年
1960年，18岁的邱贵兴从家乡来到北京，成为中国最顶尖医学院校——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学生，这是协和医大恢复八年制学制后招收的第二批学生，每个学生都是精挑细选，在学校期间的考核也十分严格。1968年，经过了八年严苛的学习，邱贵兴毕业了。他和同学们都被分配到西北五省的农村医疗机构。
邱贵兴决定与同班同学、女朋友林守清同进退。于是，两个人被分配到延安市延川县的一家公社医院。他们一路坐旅客列车、坐货运火车、坐汽车、坐马车，到了县城再辗转步行翻山越岭来到公社。陕北黄土高原，黄沙漫漫，一口窑洞就是这对新婚小夫妻的家。
到了延安，过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邱贵兴和爱人一个来自无锡，一个来自福州，事先都不知道缺水到底是啥滋味。到了延安，每天吃水都成了问题，洗澡更是奢侈的愿望，“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一开始，他们还会用敌敌畏来消毒衣物用品，时间久了，两个人真正体会到“虱子多了不咬”的感觉。“生活关”过了，还要过“技术关”。公社医院也有医生，但多数都是卫生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刚刚从学校毕业的邱贵兴，很多手术都没做过，但这里的医生很多手术见都没见过。遇到急诊病人需要手术，邱贵兴只能与爱人边看书边做手术。
在公社当医生，必须是内外妇儿面面俱到的“全能型”医生。一天夜里，老乡敲开了公社医院的大门。一位老乡说，家里的产妇难产，请医生上门出诊。邱贵兴跟着老乡连忙往产妇家中赶。夜深路陡，一个老乡拎着马灯在前面带路，另一个老乡紧随邱贵兴之后。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邱贵兴夹在两个老乡中间，翻山越岭，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产妇家中。在邱贵兴的帮助下，产妇顺利分娩。第二天一早，他才发现，老乡为了争取时间尽快抢救病人，昨天深夜带他走的是一条很少有人敢走的近路，一路都行走在悬崖峭壁上，稍有不慎，便会坠入深渊，粉身碎骨。邱贵兴不禁惊出一身冷汗，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到了白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走原路返回了。
看得见的危险可以绕开，看不到的危险只能靠命运的眷顾才能躲开。有一年除夕，正在上海休假的邱贵兴夫妻接到电报，因为值班人员家中有急事，医院无人值班，紧急通知夫妻俩回公社医院。两个人一路奔波，终于在大年初一晚上10点多赶了回来。又冷又累又困，他们倒在炕上很快就睡着了。半夜，邱贵兴被妻子摇醒，“我有点心慌，你心里慌不慌？”邱贵兴说，“不慌啊，赶快睡吧，明天再说。”妻子摸了一下邱贵兴的脉搏，发现跳得比她还快，这时两人才意识到“可能是中毒了！”陕北寒风凛凛的冬夜里，两人迅速打开窑洞的大门，披了棉衣，冲到门外，大口喘气。那时已经顾不得寒意。很久，两人才恢复过来。夫妻俩经过分析，判断是因为回上海休假后窑洞长期封闭，储存的土豆发芽产生沼气，引发了沼气中毒。两人连夜冒着严寒将土豆搬到窑洞外。然后敞开大门，在寒冬里熬过了艰苦的一夜。当时，整个公社医院只有他们两个人值班，公社又在山沟里，“想想真是后怕，如果没有老伴的敏感，恐怕两人都不行了。”回忆起当年的场景，邱贵兴总是说，是老伴救了俩人的命！
提出“协和分型”
治疗失败率降低至2.7%
在延安工作了10年之后，1978年和1979年，夫妻俩通过研究生考试先后回到北京，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协和医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邱贵兴住在男生宿舍，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女生宿舍。只有在周日的时候，一家人才能坐在一起吃顿饭。年近四十的邱贵兴被年轻的医生称作“邱老”。年轻的邱老白天出门诊、做手术、在病房值班，晚上做研究生论文。那时候，为了做动物实验，弄清楚软骨退变的机理，邱贵兴不仅要养兔子，还要给兔子拍摄X光片。他借来了放射科淘汰的X光机，亲自扶着兔子，给兔子拍片子，为此吃了很多X光射线……实验结束了，兔子的X光片装满了两个大纸箱，他撰写的研究生论文也被评为北京市优秀论文。
研究生毕业后，医院派邱贵兴到国外进一步学习。之前，他学的都是俄语，到了协和医大才开始学了一年多英语。出国前，邱贵兴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培训班按照学生的入学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了8个班，“邱老”被分在了6班。他是全班中年龄最大的学生，甚至比老师年龄还大，学习时感到与同班的年轻学员相比，差距较大，记忆力各方面都不如他们。但通过努力，不甘落后的邱贵兴在毕业考试的时候拿下了六班听力的第一名。随后，他到加拿大学习。“刚刚到加拿大，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但没有加拿大行医执照，所以只能观摩、不能接触病人，不能参加手术。”一个月后拿到了临时行医执照，邱贵兴才能看病参加手术。
回国后，邱贵兴决定挑最硬的骨科来“啃”。骨科手术中，脊柱外科难度最大。而脊柱畸形的矫形更是脊柱外科领域中最困难的技术。特发性脊柱侧弯手术方式的选择，离不开分型。当时，国外有各种各样的分型，早期King分型只有5种类型，而后来出现的Lenke分型共分42种，十分复杂。这些国际上通用的分型，都是国外科学家在几百例手术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邱贵兴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已经做了上千台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矫形手术，而且畸形都比国外病例严重得多。邱贵兴心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出中国的分型呢？
说干就干，邱贵兴带领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提出了新的特发性脊柱侧凸分型——“协和分型”（PUMC分型）。协和分型共分为3个大型、13个亚型，既符合临床特点，又简单实用。按照这个分型方法，不仅可以指导手术入路，而且还可提供手术矫形融合的范围，方便普及推广和实际应用。最后，经过国际同行临床验证证实，“协和分型”与以往的分型相比，使得治疗失败率明显降低，由13.2%降低至2.7%。2005年，协和分型发表在脊柱外科领域的国际权威杂志《Spine》上。2006年初，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邱贵兴说，“协和分型”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国的医务工作者要在虚心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踏实工作，不折腾、不取巧，凭借中国人的才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也能做出原创性的创新。
提倡医生
每年为患者做一次公益治疗
作为骨科界的领军人物，邱贵兴在促进中国骨科规范化进程的同时，还在积极扩大中国骨科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他的领导下，与各个国际组织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加入了有近百个国家参加的“国际骨关节十年”行动，以及亚太骨科学会等其他一些国际组织。邱贵兴还倡导搭建了以中国大陆为核心、覆盖港澳台、辐射全世界的骨科学术交流平台，将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骨科学术会议改为每年一次的国际性学术大会。除了进行国际性学术交流外，还举办国际医疗展览，将世界上最先进的骨科技术、骨科器材，第一时间展现在中国的学术大会上。邱贵兴目前还担任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的理事长，积极组织和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倡导医生参与医疗公益，并身体力行。他响应国际组织倡议，提倡每位医生每年为贫苦的患者做一次公益的治疗活动。他说：“如果每名医生能每年做一次公益，那几百万医生每年可救治几百万贫苦大众，最终会聚木成林、惠及大众。”
今年77岁的邱贵兴，依然坚持每周出两次门诊。每次出门诊，他都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邱贵兴常说，医生的形象很重要，小事上抓得紧，大事上才不会马虎。现在，有人经常问他，为什么“邱老”一直不老。邱贵兴戏言自己的养生之道就是：不吃保健品，积极锻炼身体。上班时，他经常自己开着心爱的越野车，科里的人都觉得邱老“很酷”。
当年和邱贵兴一起到公社医院工作，一起考研回到北京的妻子林守清，后来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内分泌专业的专家，至今依然在一线工作。说起老伴，院士感慨万千。林守清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学霸”。后来比邱贵兴早一年考上研究生，早两年去了美国学习。他常说，这些年他每走的一步，每取得一点成绩，都离不开老伴的支持和帮助。现在，他们更是相濡以沫，休戚与共。（记者 贾晓宏）
档案
邱贵兴，中国工程院院士，骨科学家，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博导，获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白求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SICOT）中国部主席，国际华人脊柱学会（ICSS）主席等。在国际上，提出特发性脊柱侧凸的分型——“协和分型”；首次发现了先天性脊柱侧凸患者最重要的致病基因，并于2015年在世界顶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影响因子＝54.42分）以原创性论著（Original Article）形式发表；研制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脊柱内固定系统等。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授权专利12项（发明3项）。发表论著600余篇，主编《骨科手术学》等专著39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