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一次去北京人艺，是一位工作人员电话告知这是濮存昕团长的指令。我想我已经看过《白鹿原》的首演，接连又陪贵宾和文友看过两场，再去看的兴头尚未潮起，自然就想到可能有什么相关的事由需要商量，电话里人家不说有何事，我也不多问，就按濮团长指令的时间去了。见到濮存昕，他说《白鹿原》休演两晚，他整了一台老腔和秦腔演员的专场演出，定在中山音乐堂，让我来欣赏。这是一个惊喜。他说话剧《白鹿原》演出半个多月以来，观众对剧中插演的老腔和秦腔唱段反响强烈，因为剧中的插演主要为着烘托剧情的气氛，有的插演仅仅唱一句两句，观众似乎很不过瘾，他便想利用话剧休演的这个晚上，搞一场秦腔和老腔的专场演出，让那些专业人员和倾心的观众一饱眼福和耳福……我说我也在期待眼福和耳福的受众之中，我此前看老腔演出不过三次（包括话剧《白鹿原》），每次不过两三小折唱段，也未曾过足瘾，这回可如愿了。
那晚在中山音乐堂的演出，可谓别开生面，濮存昕一人坐阵，优雅自如而又自信地担当节目主持人，介绍演出的话语郑重而又幽默，让我充分感知到这位艺术家对来自民间的艺术演员的敬重之情。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会坐在中山音乐堂里看这些乡党的演出，那些来自白鹿原和灞河两岸的秦腔演员，从来也没有登过大戏台，他们在乡村田野里扶犁吆牛耕地的时候，尽着性情吼唱秦腔，顶得意的是春节期间组织排练，在村头广场上搭台演出，年过完了，又扛着锄头下滩或上坡干活去了。老腔演出班社也类似，多为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出演，抑或是被邀到传统的庙会上演皮影戏，算不得高台。对我来说，乡野里吼唱的秦腔早已耳熟，倒是真过足了老腔的瘾。由濮存昕精心安排，秦腔和老腔交替出台，我看到的老腔的演出，都是较为完整的有大段唱词的折子戏，无论白毛老汉，还是张喜民等演员，都是尽兴尽情完全投入地演唱，把老腔的独特魅力发挥到最好的程度（且不说极致），台下观众一阵强过一阵的掌声，当属一种心灵的应和。我在那一刻颇为感慨，他们——无论秦腔或老腔——原本就这么唱着，也许从宋代就唱着，无论元、明、清，以至民国到解放，直到现在，一直在乡野在村舍在庙会就这样唱着，直到今晚，在中山音乐堂演唱。我想和台上的乡党拉开更大的距离，便从前排座位离开，在剧场最后找到一个空位，远距离欣赏这些乡党的演唱，企图排除因乡党乡情而生出的难以避免的偏爱。这似乎还有一定的效应，确凿是那腔儿自身所产生的震撼人的心灵的艺术魅力……在我陷入那种拉开间距的纯粹品赏的意境时，濮存昕却作出了一个令全场哗然的非常举动，他由台角的主持人位置快步走到台前，从正在吼唱的张四季手中夺下长条板凳，又从他高举着的右手中夺取木砖，自己在长条板凳上猛砸起来，接着扬起木砖，高声吼唱。观众席顿时沸腾起来。这位声名显赫的濮存昕已经和老腔融和了，我顿然意识到自己拉开间距，寻求客观欣赏的举措是多余的。
据音乐专家考证，老腔的源头远自西汉。华阴县地处黄河、渭河和洛河三条河流的交汇地带，西汉王朝在这里首开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张喜民家所在的村子背后即是西汉王府的一个超大粮仓遗址。船夫和码头劳工的号子与帮声，逐渐演化出一种拉坡腔，推想当属老腔最早的源头。我对老腔形成的太过悠长的历史略作了解，不甚用心细究，更关注它的生存危机和传承。老腔的领班党安华告诉我，华阴仅存这一较为拿得出手的老腔班社，而过去计不准有多少活跃在乡村的自演自乐的或紧凑或松散的班社，究其原因，关键的一条是经济效益太差，演出收入低微，不仅年轻人看不上这个行当，过去那些颇具演唱天赋的老艺人也另寻生活途径去了。党安华是县文化局干部，正为老腔的后继无人乃至断档而揪心。出人意料的好事不期而至，且不说在陕西当地被邀频频出场，自参与话剧《白鹿原》演出结束到当年年末，老腔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千秋华宴——2007春节戏曲晚会”的高台，同时又受邀参加中国文联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百花迎春”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出。紧随其后，又赴上海、成都、深圳、香港、湖北、苏州等省市演出；著名歌手任贤齐赶到华阴跟白毛老汉等人学唱老腔；韩国国家电视台追到华阴碾峪乡双泉村，不惜费时一周拍摄老腔艺术专题片；不止一次到我国的香港、台湾演出；随国家文化部的安排，先后到日本、德国、美国献演。我难以想象，那些听惯了交响乐曲的欧美人的耳朵，在听到张四季用木砖砸得长条板凳哐哐哐咣咣咣的声响时，会是怎样一种表情……
令人更为欣慰的是，华阴老腔空前活跃起来，不仅重新组织起不少演出班社，许多具备演出天资的年轻人也亮开了嗓子，党安华、白毛老汉们不再担心断档的事了……生活原本不可或缺老腔的腔儿。（本文原题《白鹿原上奏响一支老腔》 文/陈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