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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一光，男，河北省人，1930年12月出生，195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北京市土肥工作站党支部书记，高级农艺师，曾荣获北京市农业技术改进三等奖、献身新中国农业30年荣誉证书，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杜一光
开篇：
他是抗日战争中的“红小鬼”，10岁随父母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流动医院做卫生员，在食品工厂做粉条、养猪，在太行革命根据地一边上小学一边开荒种地，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练，锻造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格和不怕困难、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此后，这种精神伴随他执着半生的农业工作。“党养育了我，我要用一生干实事、报党恩！”有着71年党龄的杜一光说。
“颠沛流离的童年 党养育我长大”
1933年1月，日军炮轰山海关入侵华北，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迅速占领华北。1930年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的杜一光，他的童年深深笼罩在残酷战争的阴影中。
“日本军队经常扫荡，日本鬼子一来，我就跟着大人从家往外跑，躲藏到地里，有时每天反复躲藏好几次。”杜一光回忆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为了活命不断地从村里跑到野外，甚至更远的野外，有时晚上就在地里挖个坑、搭个架子睡在上面。
“1940年，我随父母从河北省武强县出来，一同到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区革命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父亲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公署担任领导干部。我被安排在冀南区同济医院做卫生员，给病人打扫卫生、打水，由于敌情，经常搬家，医院成了流动医院。1941年，我又被安排在食品工厂做粉条、养猪。” 杜一光说。
1942年，杜一光随父亲一路夜行军，跨越敌战区来到太行革命根据地。当时，日军调集重兵，对根据地“包围”、“分割”“封锁”，实行残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和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太行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处于极端困难时期。
“因为粮食困难，吃饭都是一点点粮食加臭椿叶熬粥吃，人都发生浮肿，当时，发病的人很多。党始终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领导人民群众开荒种南瓜、土豆，还把我送到偏城上小学，让我不但有饭吃还有学上。”
“1943年，父亲回到冀南区，我则被送去延安。徒步到延安，一走就是一个月，沿途为躲避敌情，大多是夜行军，我常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因行军过于疲劳，身上长满了疥疮。” 回忆当时的经历，杜一光感慨：“是党给我治好了病，还把我送到延安中学学习文化课。战乱使我与母亲、弟弟妹妹失散，父亲工作很忙，我记忆中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几个晚上，我自小跟着共产党，是党把我养大。”
“党的光辉印我心 我要永远跟党走”
1946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杜一光随晋察冀边区干部从延安步行一个多月，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到达临清，临清当时是冀南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战斗号召下，杜一光到临清农场养蜂、养鸡、染布，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的热潮中，拥军支前。
此时的他仍没放弃学习，在临清农校继续读高中。如饥似渴学习文化之余，他积极参加学校文工团，用课余时间排练《王秀鸾》、《不要杀他》、《刘胡兰》等歌剧，四处为群众巡演，以文艺宣传为武器，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每次演出，剧中的人物深深地感染着舞台下的群众，也激励、滋养着舞台上的杜一光。歌声飘荡在冀南大地上，一出出歌剧演活了，扎根在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心中。英雄的故事也在杜一光的心中扎了根。
1949年11月，杜一光（后排左三）与临清农校出演王秀鸾歌剧的全体演员合影
“我从小在革命阵营受革命教育，亲眼见证了党领导人民驱逐日寇，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伟大的党在我心中如灯塔一般！” 杜一光一边说一边哼起“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1950年6月，一心向往加入党组织的杜一光如愿以偿，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1年，学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杜一光，被保送至河北农学院果树蔬菜专业学习。党组织的信任与培养让杜一光满怀感激，“党和人民教育我、培养我，任何时候我都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毕业后我要到生产一线去，到祖国与人民需要我的地方去！”
“发展蔬菜产业 改善人民生活”
1955年，大学毕业的杜一光，坚决要求到农业生产一线，到南苑农场当了一名技术员，从此扎根农业。从农场技术员、到市蔬菜研究所干部、到市农业局蔬菜处副处长、再到土肥站党支部书记，杜一光半辈子心血都凝聚在蔬菜这两个字上。
“1957年，我刚到北京市农业局系统，当时面临的情况是京郊菜田面积小、产量低，而北京人口越来越多，市民每人每天平均只有几两菜。那时，我一心想着怎样提高蔬菜产量，改善人民生活。”
为此，杜一光常年奔波在城区与郊区之间，一辆28永久牌自行车就是他的“良驹宝马”。天蒙蒙亮时，他就蹬上自行车从城里出发骑几十里地到郊区，查看蔬菜长势、有无病虫害、病害发生特点及防治适期，直到天色黑到看不清地里的情况才往回返。
一旦发现病虫害或特殊情况，他一边指导当地应对，一边还要抓紧时间撰写蔬菜管理要点、开出病害防治药方发表在《北京日报》，指导郊区蔬菜生产。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犹如时钟，精准地运转着。
1959年7月，杜一光（二排左一）与七省市植保联防检查组合影
在蔬菜生产关键时期，杜一光不但驻村蹲点，还经常从早到晚泡在菜地里。七八月雨季雨水很多，一遇到下雨，大雨把人赶着往屋里跑，杜一光却总是往地里钻，“大白菜一着水就容易得软腐病，一旦得软腐病就会大面积减产，雨下得越大越要排水！”雨情像冲锋的号角，号角吹响时，杜一光便带领社员奋战在菜田里，不分昼夜，每每是雨水、汗水、泥水浑然一身。
1962年2月，杜一光（二排左一）与单位同事合影
长期在生产一线的杜一光，深知农业技术对蔬菜生产的重要性，也深切地感到，菜农们太缺乏农业技术知识了！所以，业余时间他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技术钻研，不断试验研发，渐渐地，他已经不满足靠在北京日报上发表“豆腐块”指导农民种菜了，1976年，他牵头编写的《北京蔬菜生产手册》面向全国出版发行，成为指导千千万万菜农与技术人员的工具书。
1966年5月，杜一光（右一）在延庆全国脱毒种薯检验委员会成立会议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白菜、土豆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当家菜。可是受三大病害威胁，大白菜常面临着严重减产的风险，为此，杜一光牵头试验、示范，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推广大白菜稳产、高产栽培技术，使京郊大白菜平均亩产连续多年稳定在5000公斤以上。
1980年代，杜一光（三排右三）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与多单位专家就大白菜生产与管理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会后合影
马铃薯因严重的病毒病，一度在全国种植面积大幅下降。面对病毒侵染引起种薯退化这一世界性难题,杜一光牵头在延庆建立起马铃薯脱毒研究开发技术生产基地和研究中心，建起成熟稳健的马铃薯脱毒种薯良繁体系，该技术体系使马铃薯产量翻了三四倍，该技术在全国的推广，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
杜一光获得的荣誉
为推动蔬菜产业发展、技术进步,杜一光经常组织召开蔬菜生产技术交流会、种菜技术大比拼；组织生产队干部到外地学习，参加北京、天津、郑州、太原、济南等省市病虫害联防大检查；通过多种形式，促进省际间蔬菜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互鉴，助推蔬菜产业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2021年杜一光生活照
在杜一光担任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书记、北京市土肥站支部书记期间，他鼓励技术人员驻村蹲点，干农业从基层、从实事干起，干一行、爱一行， “言传身教”影响了一批农业战线的技术骨干。退休后，他依然关心蔬菜产业，出思路、出想法，指导与帮助年青同志……，他数十年如一日以铁一般的自律与担当，践行着自己的诺言：“我要用一生干实事、报党恩！”
